郑玄七十岁，自徐州还高密；以病笃自虑，作《戒子书》。

公元196年　是年
郑玄七十岁，自徐州还高密；以病笃自虑，作《戒子书》。

《后汉书•郑玄列传》卷三十五：“建安元年，自徐州还高密，道遇黄巾贼数万人，见玄皆拜，相约不敢入县境。玄后尝疾笃，自虑，以书戒子益恩曰：‘吾家旧贫，不为父母群弟所容，去厮役之吏，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获觐乎在位通人，处逸大儒，得意者咸从捧手，有所受焉。遂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遇阉尹擅勎，坐党禁锢，十有四年，而蒙赦令，举贤良方正有道，辟大将军三司府。公车再召，比牒并名，早为宰相。惟彼数公，爵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无任于此，但念述先圣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齐，亦庶几以竭吾才，故闻命罔从。而黄巾为害，萍浮南北，复归邦乡。入此岁来，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误，案之礼典，便合传家。今我告尔以老，归尔以事，将闲居以安性，覃思以终业。自非拜国君之命，问族亲之忧，展敬坟墓，观省野物，胡尝扶杖出门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咨尔焭焭一夫，曾无同生相依。其勖求君子之道，研钻勿替，敬慎威仪，以近有德。显誉成于僚友，德行立于己志。若致声称，亦有荣于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吾虽无绂冕之绪，颇有让爵之高。自乐以论赞之功，庶不遗后人之羞。末所愤愤者，徒以亡亲坟垄未成，所好群书率皆腐敝，不得于礼堂写定，传与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图乎！家今差多于昔，勤力务时，无恤饥寒。菲饮食，薄衣服，节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识，亦已焉哉！'”

一、佛教“妇女观”与宫体诗之产生。

佛教“妇女观”之影响与宫体诗的产生，或亦不无关系。

以妇女为描写对象的梁代宫体诗，必然折射出这一时代士人对妇女的态度。

遍稽《大藏经》中在有梁一代能够见到的经典，佛经对妇女的看法几乎是异口同声，几为佛教常识，当为梁代奉佛之士所熟悉。

《大正藏》第二十五卷释经论部上(一)《阿含口解十二因缘经》曰：“有阿罗汉，以天眼彻视，见女人堕地狱中者甚众多，便问佛，何以故？佛言：用四因缘故。

对于梁代士人接受这种佛教“妇女观”的情况，有必要作细致的考察。

如上所说，佛典对于妇女天赋属性的诋毁往往是就其品性、情欲同时提及，“嫉妒”与“淫欲”、“姿态”是佛教对于妇女的基本评价。

释家认为女子天性“淫欲”的“妇女观”首先为译经僧人所接受。

这种观念把处于两性关系中的男女分别对待，一切的丑恶、污辱与不祥尽可归诸女子一边，而对于男子一边，却轻轻开脱了，甚至丝毫不加指责，只是规劝男子：女人不值得恋眷。

然佛教的思维方式是“于五欲中生大不净想”[9]。

然而这样的随机说法，在梁代士人那里却难免遇到了障碍。

这具体表现在由于佛教“妇女观”的影响，佛典在对女子“淫欲”心理的揣摩上，在对女子“姿态”的描写上给宫体诗人以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