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德行为与功利相互关系之辨析和争论。《左传·昭公十年》：“思义为愈。义，利之本也。”指出“义”既是“为愈(贤)”之依据，又是“利”之根本，认为义重于利。《论语·里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义”、“利”对立作为区别“君子”、“小人”之道德标准。战国时期，墨子后学则以“义”为“利”，提出“义，利也”(《墨子·经上》)之义利统一观。孟子继承孔子之义利对立观，反对言“利”，主张存“义”(《孟子·梁惠王上》)。韩非子则提倡重“利”，谓“利所禁，禁所利，虽神不行”，指出“委利而不使进”，犹“为门而不使入”，是“乱之所以生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西汉董仲舒坚持儒家义利对立观，提出“仁人者，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司马迁则认为，凡天下人，上自国君，下至百姓，无不谋利，故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史记·货殖列传》)。宋代理学家沿袭孔孟义利对立之说，谓“大凡出义则入利，出利则入义”(《二程遗书》卷十一)，认为义利不可并存;又以“天理”为“义”，“人欲”为“利”，把儒家存义去利之说发展为“存天理去人欲”。南宋时陈亮、叶适倡功利之学，反对理学家之义利观，主张“义利双行，王霸并用”(《陈亮集》卷十一)，“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习学记言》卷二十三)，视“功利”为“道义”之本。明李贽针对董仲舒“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确指出：“夫欲正义，是利之也;若不谋利，不正可矣。吾道苟明，则吾之功毕矣;若不计功，道又何时而可明也?”(《藏书·德业儒臣后论》)以义利统一观反对儒家关于义利对立之正统观点。清颜元更提出“盖正谊(义)便谋利，明道便计功，……全不谋利计功，是空寂，是腐儒”(《颜习斋先生言行录·教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