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懋起为南祭酒，固辞。

公元1501年　夏
章懋起为南祭酒，固辞。

《枫山集》卷一《辞免升任祭酒疏》：“臣于弘治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承奉吏部札付，钦奉六月初六日圣旨，升臣南京国子监祭酒。自天有命，无地措躬。伏念臣一介草茅，初无学术，庸陋迂疏，弗堪世用。自少应举为亲干禄，偶合主司，滥登科第。荷蒙宪宗皇帝天地复载之恩、父母生成之德，储之翰苑，俾读中秘之书，授以史官，叨陪侍从之列。虽以狂言获罪，犹加矜贷，改评刑于大理，升佐宪于南闽。盖尝有志于澄清以图补报，而才识弗逮，劳效蔑闻。忽瘴岚之侵染，遽疾疢之交攻，惧瘝官而贻谴，僭陈词以乞身。又蒙恩旨允臣休致，以养孱躯。幸存喘息，二纪于兹，每怀忠于畎亩，愧莫报于涓埃。初不敢过为矫激以退为高，亦未尝妄有觊觎以进为望。……切缘臣未拜恩命之先，今年二月初四日遭值父丧，例应守制。虽蒙圣慈容臣服阕赴任，然计免丧之期，犹须二载，而久旷官守以待微臣，不无隳废职务有误教养，于法既为未便，于义尤所未安，此臣所以踧踖靡遑，不容不沥诚以上请也。……又臣今年犬马之齿六十有五，桑榆已迫，蒲柳早零，加以祸罚之余，摧咽悲伤，气血凋耗，心志健忘，须发尽白，筋力衰惫，目昏足弱，老病侵寻，虽使在官，亦宜纳禄，岂容冒昧，复事弹冠以窃非据乎?此又臣所深惧而循墙伛偻，尤不容不吁天以祈免也。”《枫山集》卷一《再辞祭酒疏》：“臣于弘治十四年八月内，承奉吏部札付，钦蒙圣恩升臣南京国子监祭酒。臣时方值父丧，例应守制。又以道德无闻，难膺重任；老病侵寻，不堪从宦；已具奏犊，备陈愚悃，冒干洪造，祈免新任，以终致仕。而俯听逾时，未蒙俞允。至弘治十五年七月十五日，又蒙吏部札付，钦蒙四月初二日圣旨：‘章懋不准辞，待服满日，著到任管事。’涣渥自天，震惊无地。……臣今犬马之齿逾六望七，已及挂冠之日，又当泣血之余，心志凋耗，筋力衰颓，目昏齿痛，腰酸足弱，百病交攻，余生无几。虽欲就列，莫能陈力。而祭酒之责任匪轻，又岂臣之老病者所能胜哉?臣前所奏，己具此情，而陈述不详，衷诚未达，致蒙恩命再颁，臣夙夜忧危，进退维谷，展转于心，筹思累日，愈不自安。”《枫山集》卷二《与谢方石鸣治》：“某罪逆余生，倚庐待尽，百念俱灰，独于平生受知之地，未尝敢忘。去之夏，闻先生过金华，辱寄示《缌山集》，甚慰所怀，而僻居山左，弗获一望颜色以承警诲，恒用慊然。今年春，门生董遵回自都下，始知先生膺召复出，以斯道化辟雍而权衡天下士，又陈昌言以裨时政，甚惬舆望。某时方哀恸罔极，未暇悉其详，亦未由致一笺之敬，惭罪！惭罪！迩者，忽闻朝命有南雍之除，自惟才德浅薄，而老耄及之，岂足以步先生后尘?若贪冒宠荣，不知逊避，是为乘轩之鹤，在墉之隼，非惟物议所不容，亦恐用非其人，为当道诸公之累。兹已具疏辞免，愿得先生一言，为陈卑悃，达诸当道，俾遂所请，为荣多矣。”

初十日，杨岘（1819—1896）卒于吴门，年七十八。

十五日，马建忠自序《适可斋记言记行》。

九日，严复作《译＜天演论＞自序》。

十日，梁启超为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作序。

樊增祥在渭南县任上，本年秋至明年夏所作诗集为《身云阁后集》一卷。

康有为至澳门，与何穗田同创《知新报》。

张元济创设西学堂于京师。

《苏报》创刊于上海，后倾向革命，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阵地。

盛宣怀于上海创设南洋公学。

张謇致力于实业，创办大生纱厂。

南陵徐氏刊刻徐乃昌辑《小檀栾室汇刻闺秀词》。

陶邵学自序《颐巢类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