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宗反正后仍惊悸，思及宦官为恶，欲尽诛之，韩偓谏止。

公元901年　正月
昭宗反正后仍惊悸，思及宦官为恶，欲尽诛之，韩偓谏止。

《新唐书》卷一八三传云：“偓尝与胤定策诛刘季述，昭宗反正，为功臣。帝疾宦人骄横，欲尽去之。偓曰：‘陛下诛季述时，余皆赦不问，今又诛之，谁不惧死？含垢隐忍，须后可也。天子威柄，今散在方面，若上下同心，摄领权纲，犹冀天下可治。宦人忠厚可任者，假以恩幸，使自剪其党，蔑有不济。今食度支者乃八千人，公私牵属不减二万，虽诛六七巨魁，未见有益，适固其逆心耳。’帝前膝曰：‘此一事终始属卿。’”《旧唐书》卷一七七、《新唐书》卷二二三《崔胤传》、《新唐书》卷二〇八《刘季述传》所记略同。惟《资治通鉴》卷二六二记于本年六月，似不确。然所记甚详，今录此互参：“上之返正也，中书舍人令狐涣、给事中韩偓皆预其谋，故擢为翰林学士，数召对，访以机密。……时上悉以军国事委崔胤，每奏事，上与之从容，或至然烛。宦官畏之侧目……胤志欲尽除之，韩偓屡谏曰：‘事禁太甚，此辈亦不可全无，恐其党迫切，更生他变。’胤不从。丁卯，上独召偓，问曰：‘敕使中为恶者如林，何以处之？’对曰：‘东内之变，敕使谁非同恶！处之当在正旦，今已失其时矣。’上曰：‘当是时，卿何不为崔胤言之？’对曰：‘臣见陛下诏书云：自刘季述等四家之外，其余一无所问。夫人主所重，莫大于信，既下此诏，则守之宜坚；若复戮一人，则人人惧死矣。然后来所去者已为不少，此其所以汹汹不安也。陛下不若择其无良者数人，明示其罪，置之于法，然后抚谕其余曰：吾恐尔曹谓吾心有所贮，自今可无疑矣。乃择其忠厚者使为之长。其徒有善则奖之，有罪则惩之，咸自安矣。今此曹在公私者以万数，岂可尽诛邪！夫帝王之道，当以重厚镇之，公正御之，至于琐细机巧，此机生则彼机应矣，终不能成大功，所谓理丝而梦之者也。况今朝廷之权，散在四方；苟能先收此权，则事无不可为者

另外，《策》文后半与《韩策一·王曰向也》相同，应为一模仿另一之作。

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竹简文书《奏谳论》中一案例文字或作于本年。

邹衍卒于本年前后。

邹衍著作，《史记•孟荀列传》记“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作《主运》”。

《汉书•艺文志》“阴阳家”类著录“《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皆已失传。

邹奭本年或稍前至“稷下”。

《吕氏春秋》成书。

对《吕氏春秋》成书之所以存在不同看法，问题主要在两个方面：《史记•吕不韦列传》言其成于秦始皇元年至七年间，与《吕氏春秋•序意》之说不同；《史记•太史公自序》、《汉书·司马迁传·报任安书》言“不韦迁蜀，世传《吕览》”。

《汉书·艺文志》“杂家”类著录“《吕氏春秋》二十六篇”。

读“不韦迁蜀，世传《吕览》”时，有两点值得注意：即“传”之含义与“《吕览》”之称。

陈奇猷言《吕氏春秋》之《纪》、《览》、《论》三部分各自独立，其说是也。

荀子被免兰陵令，不久卒，葬于兰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