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集(原拓本)。汉魏石经集拓，凡四集。第一集为大兴孙壮集拓，前有民国十七年鄞县马衡的序和所编的目，计汉、魏两刻，凡一百一十六石，一千零九十八字。第二集为大兴孙壮与徐洪宝辑拓，前有目，为孙氏所编。计汉、魏两刻，共一百三十七石，九百九十二字。第三集为潢川吴宝炜辑拓，前有民国十九年吴氏自序及目，其目即吴氏编次。计汉、魏两刻，共一百七十八石，七百九十七字。第四集为固始许氏辑拓，前有民国二十一年桐乡冯汝玠编目及题识。计汉、魏两刻，共二百五十七石，九百一十二字。总计凡七百八十八石，三千七百余字。所辑汉、魏石经之字，实为巨观。罗振玉《汉熹平石经残字集录》、张国淦《汉石经碑图》，多援据此集拓。据马序，第一集，当时所拓仅三十本。其后各集所拓，据说也仅以数十本为限。拓成之后，不仅原石辗转易人，难以再集，即便前后各集，也是历时五年而成。其间每拓成一集，即被人争索而去。等到四集拓毕，前所拓者已不可复得，因此四集全拓者最为世珍。考石经之刻，一字者为汉刻，三字者为魏刻，前人考订已详备，勿庸再赘。今据此集拓所存字考之，汉一字石刻，其《易·贲》的“车”字作“舆”，与《释文》所引京氏《易》同，知此《易》为京氏《易》；其《尚书·洛诰》“王伻殷”之“伻”作“辩”，与梅赜古文不同。以《尚书正义》所谓“伏生所传三十四篇者，谓之今文，又谓蔡邕所勒石经是也”之文证之，知此《尚书》为伏生所传之今文《尚书》。关于《诗经》，其《大雅》之《灵台》篇在《思齐》篇之前，《生民》篇在《假乐》篇之后，与毛诗次第不同，而《校记》中又有“韩言”“齐言”的字样，由此可知是鲁诗。关于《仪礼》，其《士虞礼》“班坿”之“班”作“胖”，与郑注今文作“胖”同。其《乡饮酒礼》“遵者降席”之遵”作“僎”，与郑注今文作“僎”同。由此可知石经之《仪礼》非鲁恭王坏孔子宅所得之古文本，而为高堂生所传之今文本。其《春秋经·襄公十二年》“晋侯使士鲂来聘”之“鲂”作“彭”，与《公羊传》作“士彭”同，由此可知这不是左氏所据之十二卷古经，而为公羊所据十一卷之经。其《论语》有“曰二十篇”之字，知非孔壁之二十一篇，而是二十篇的《鲁论》。由此可知熹平石经各经，都依据今文，因而，向无传本的京房《易》、伏生《尚书》、申生《诗》、高堂生所传之《仪礼》、公羊所据之《春秋经》，皆可据此窥见其梗概。即使是历代都有传本的《春秋公羊传》、《鲁论语》也可据此订证唐宋以来传写之讹。关于魏三字石刻，其《尚书》以每行字数计之，《益稷》篇即在《皋陶谟》篇之内，不另为篇。《君奭》篇即接《多方》篇，而无《蔡仲之命》篇。可知它不是梅赜所上之古文，而是马融、郑康成所见之古文。其《春秋经》，“会”古文作“”，“我”古文作“找”，皆与《说文》所收古文同。可知它不是公羊所据以作传的十一篇之经，而是十二篇的古经。由此可知正始所刊《尚书》《春秋经》悉用古文。据此可断梅赜所上之古文《尚书》，非孔壁所出之古文《尚书》。又考汉魏所刻之《春秋经》，汉刻为今文，即公羊所据之经。魏刻为古文，即左氏所据之经，二者绝不相蒙。更可证明新、旧《唐书》之《经籍》《艺文》两志所载“今字石经左传经”之文，当为“今字石经公羊经”之误。汉、魏所刻石经，自唐以来久无完本，只有《隶释》《隶续》中的一些残字流传下来，而《周易》则从未发现。此编所辑，汉刻则有《周易》、《诗经》、《尚书》、《仪礼》、《春秋经》《公羊传》。魏刻则有古文《尚书》、左氏《春秋经》。两代立于学官，藏于中秘的今古文经传，几悉萃於此。无怪乎海内之士对此四集皆视如天球。只是对第二集内《礼记》一石，一时考古者以为即《洛阳记》所云“《礼记》十五碑”，《伽蓝记》所云“写《周易、《尚书》、《公羊》、《礼记》四部”。前人都说此“礼记”乃“仪礼”之误。且现出石经，《仪礼》的内容居多，《礼记》则此一石以外，迄无再见。而验其字体又绝非赝作。确实令人疑惑不解。遍检各经，依汉石每行七十余字求之，惟《礼记·王制》“附从轻”至“大司寇听於棘木之下”，其“轻”与“棘”两字之间相距之数适得七十余字。而“轻”字从“车”，又恰与石刻“棘”字前一行并列之字从“车”偏旁相合。原编列为《礼记》盖即本此。按《汉书·艺文志》，礼有经、记之分，经即今《仪礼》，记即今《礼记》。也许当时经、记并刻，与春秋公羊经、传并刻同例。又魏三字石经，《皋陶谟》以前各石，其字皆一格三体，中列古文，篆隶两体分注左右，如品字形。《高宗肜日》以下各式，皆一格一体，先是古文，后为篆、隶。同时的石刻，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其故无可考证，只能从缺，存以俟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