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话》一书，引证该博，又无随园佻纤之失，信从者多。

公元1815年　四月
诗话》一书，引证该博，又无随园佻纤之失，信从者多。

予窃有惑焉，不敢不商榷，以质后之君子。其书亦推张曲江为复古，李、杜为冠冕，杜可直接《六经》。而酷好苏诗，以之导引后进，谓学诗只此一途，虽根本忠爱之杜诗，必不可学，‘人不知杜公有多大喉咙，以为我辈亦可如此，所以棼如乱丝’。夫苏诗非不雄视百世，而杜诗者，尤人人心中自有之诗也。今望而生怖，谓不如苏之蹊径易寻，则是避难就易之私心，犹书家之有侧锋，仕途之有捷径，自为之可耳，岂所以示天下耶!又谓‘五言诗自苏、黄后，放翁已不能脚踏实地。居此后者，欲以平正自然，上追古人，其谁信之’。夫苏、黄之诗，标新领异，旁见侧出，原令人目眩心摇。然久于其中，竟谓举世之人，舍此断无出路，何其轻量人才之甚也!且必不以平正自然为诗，则诗之为物，累人心术亦甚矣!尤可异者，偏爱苏诗，并以遗山《论诗绝句》中攻苏之作，亦傅会为爱苏之论也。如： ‘奇外无奇更出奇，一波才动万波随。只知诗到苏黄尽，沧海横流却是谁?’此首明以‘沧海横流’责苏，而石洲以为遗山自慨身世。 ‘金人洪炉不厌频，精真那计受纤尘?苏门果有忠臣在，肯放坡诗百态新。’此首明言苏门无忠直之言，故致坡诗竞出新态，而石洲以为‘收足认苏之旨，即苏诗始知真放本精微意。’ ‘百年才觉古风回，元佑诸人次第来。讳学金陵犹有说，竟将何罪废欧梅?’此首明言欧、梅甫能复古，而元佑、苏、黄诸人次第变古，学元佑者，废金陵犹可，废欧、梅则必不可。而石洲以为‘回字乃坡公平格力未全回之回’，何尝有人讳学金陵，何尝有人欲废欧、梅?此可得文章风会气脉。凡石洲所解，皆与遗山本诗义理迥不入，脉络绝不贯，不知何以下笔?盖既为偏好苏诗所蔽，而又不敢贬遗山，故于无可解说处，亦强为傅会，遂使人览之茫然耳。且遗山贬苏如此，而石洲犹以为‘程学盛于南，苏学盛于北’，屡屡举此语以教人，古人有知，岂不为遗山所笑！ ……总之矫七子学唐太似之病，必然师法苏、黄。此论竹坨已及之，石洲亦引之而故蹈之，为偏好所蔽耳。虽诗教广大，各明一义，亦无不可，然心目之间，必能洞澈源流，乃可抑扬前哲。若自甘偏霸，遂斥中声，震其大名，从之而靡，不能不为所累也。夫以苏之豪于诗，而倡言学之者犹足累人，况降于此者哉!论诗者诚不可不慎于言矣。”崔旭《念堂诗话》云：“翁覃溪《石洲诗话》前五卷论唐、宋、金、元诸家，有明一代等诸自郐，持论精凿，皆从深心探索而出，不似《说诗啐语》多公家言，尤不似近日名公游谈无根，以尖酸谐谑、漫肆讥刺为能，其大旨同竹坨之主学。而其独得处，喜奥博不喜昌明，喜幽深不喜平直，喜含蓄不喜发露。所推重者，王、孟、李、杜、韩、白、苏、黄诸大家外，唐则司勋、东川、苏州、柳州诸家，宋则卢陵、荆公，而尤服膺金之遗山、元之道园。至文房、宾客、剑南、简斋，皆有微词，而尤贬玉川、东野、松陵、后山、诚斋、仲宏诸家。予尝参观遗山、道园两家，遗山诸体实胜道园；而覃溪深所倾倒，亦资性所近然也。”

阮瑀议立齐桓公神堂事。

曹操《步出夏门行》或作于此时。

曹操至易水，作《表论田畴功》《听田畴谢封令》。

陈琳作《神武赋》。

应玚作《撰征赋》。

颍容卒（? —207?）。

袁徽作《与尚书令荀彧书（交阯士府君）》，述士燮欲上所著书。

曹操五十三岁，尚作《请追赠郭嘉封邑表》《与荀彧书（郭奉孝年不满四十）》。

曹操《却东西门行》《为张范下令》亦疑作于此年。

陈群约四十岁，或于此年转参丞相军事。

诸葛亮二十七岁，为刘备三顾茅庐所感，作《隆中对》，受邀出山。

蒋济约二十五岁，仕郡计吏、州别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