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尔泰驳舒赫德上废科目疏。

公元1744年　八月
鄂尔泰驳舒赫德上废科目疏。

李调元《淡墨录》卷一三《鄂文端不废科目》：“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废科目疏。时首相鄂尔泰持议力驳，得以不废。其原疏云：‘科举凭文而取，案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已深，侥幸日众。古人询事考言，其所言者，即其居官所当为之职事也；今之时文，徒空言而不适于用，此其不足以得人者一。墨卷房行，辗转抄袭，肤词诡说，蔓衍支离，以为苟可以取科第而止，其不足以得人者二。士子各占一经，每经拟题多者百余，少者不过数十，古人毕生治之而不足，今则数月为之而有余，其不足以得人者三。表判可以预拟而得，答策随题敷衍，无所发明，其不足以得人者四。且人材之盛衰，必于心术之邪正。今之侥幸求售者，弊端百出，探本清源，应将考试条款改移而更张之，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等语。文端公驳曰：‘……时艺之弊，则今舒赫德所陈奏是也。……且夫时艺取士，自明至今殆四百年，人知其弊而守之不变者，非不欲变，诚以变之而未有良法美意以善其后。且就此而责其实，则亦未尝不适于实用，而未可概訾毁也。何也？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余，精微之奥旨，未有不深明书理而得称为佳文者。……虽曰小技，而文武干济、英伟特达之才，未尝不出乎其中。至于奸邪之人，迂懦之士，本于性成，虽不工文，亦不能免，未可以为时艺咎。若今之抄袭腐烂，乃是积久生弊，不思力挽末流之失，而转咎作法之凉，不已过乎？即经义、表判、策论等，苟求其实，亦岂易副？……凡此诸科，内可见其本原之学，外可验其经济之才，何一不切于士人之实用，何一不见之于施为乎？必变今之法，行古之制，则将治宫室，养游士，百里之内，置官立师，狱讼听于是，军旅谋于是，又将简不率教者，屏之远方，终身不齿，其毋乃徒为纷扰而不可行。又况人心不古，上以实求，下以名应，兴孝则必有割股庐墓以邀名者矣，兴廉则必有恶衣菲食弊车羸马以饰节者矣，相率为伪，其弊尤繁。甚至借此虚名，以干进取，及乎莅官之后，尽反所为，至庸人之不若，此尤近日所举孝廉方正中所可指数，又何益乎？……则莫若惩循名之失，求责实之效，由今之道，振作补救之为得也。……至于人之贤愚能否，有非文字所能决定者。故立法取士，不过如此，而治乱盛衰，初不由此，无俟更张定制为也。舒赫德所奏，应毋庸议。’八月十四日奏，奉旨所议是。科目不废者，文端公之力也。”方浚师《蕉轩随录》卷六《试士废八股文》：“康熙三年，以八比文多剿袭，乡、会试改用策论。甲辰会试，丙午直省乡试，皆照改定章程行。至八年己酉科，复用八股试三场（前科改三场为二场）。乾隆九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疏请废科目，大学士鄂尔泰等议驳，迄今遂仍其旧云。”

秦瀛序端木国瑚《太鹤山馆初稿》。

张问陶作《船山诗草》自叙。

其甲子四十以后诗，另卷附后，观存者之有不必存，知删者之有不应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