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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枝蔚(1620一1687)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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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枝蔚(1620一1687)卒。

公元1687年 正月
  孙枝蔚(1620一1687)卒。

孙枝蔚《溉堂后集》卷首有其子孙匡“康熙辛丑岁中秋后五日男匡熏沐百叩敬识”之语云:“先中翰公生于前明万历庚申,终于今康熙二十六年丁卯谷旦,得年六十有八。生平著述甚富。”洪昇《稗畦集•挽孙豹人先生》:“一江风雪人才到,二月莺花讣已来。”《清史列传•文苑传》:“孙枝蔚,字豹人,陕西三原人。布衣。康熙十八年,举博学鸿儒,以年老不能应试,特旨偕邱钟仁等七人授内阁中书。枝蔚始遭闯贼乱,尝结里中少年奋戈逐贼,失足堕土坎中,幸不死,乃走江都,从贾人游,累致千金,辄散之。既而折节读书,肆力诗古文,僦居董相祠,高不见之节。王士禛扬州,特访之,先之以诗,称为奇人,遂订莫逆交,然未尝一日忘故乡也。因颜所居曰溉堂,以寓西归之思。时左赞善徐乾学方激扬士类,一时才俊争趋之,枝蔚独弗屑也。三十六年(?)卒,年六十七。其为诗词,气近粗,然有真意,称其人品之高。所著《溉堂集》九卷、《续集》六卷、《后集》六卷、《诗馀》二卷,原本秦声,多激壮之词。”李天馥《溉堂诗集序》:“豹人之为诗,当竟陵华亭互相兴废之际,而又有两端杂出,傍启径窦如虞山者,而豹人终不之顾。则以豹人之为诗,固自为诗者也。夫自为其诗,则虽唐、宋、元、明昭然分画,犹不足为之转移,况区区华亭竟陵之间哉……豹人诗初不一种,今刻之长安,亦不一集,即诸集所列,亦不一体。前后年岁各有转变。”陈维崧《溉堂前集序》:“今年来广陵,与秦人孙枝蔚豹人歌诗……孙子诗数十卷,名《溉堂集》。溉堂者,即董相祠旁孙子僦居处也。《诗》不云乎:‘谁能烹鱼,溉之釜鬵。’孙子以是名其堂也,其犹秦人之志也。”汪懋麟《溉堂文集序》:“予论诗于当代推一人,为征君孙豹人先生。其为诗不仅宗一代一人,故能独为一代之诗,亦遂为一代之人,他不敢知矣。亦时为文,多谦让不自居,曰:‘吾非工此者,用以殿吾诗耳。’属予序。予于征君,非第好其诗,且并爱其文。其为文甚异,夫今之为文者也,独取径唐人,或摹晋、魏、六朝,独不肯学宋,时之人或非之,不知其文之可爱,亦如其诗者,正在乎此耳。不见征君之为诗乎?最喜学宋,时之人大非之,而其诗之工又奚啻其文也欤?此征君诗之所以异,即其文之所以异也乎!扬州汪懋麟撰。”魏禧《溉堂续集序》:“三原孙豹人先生,以诗文名天下垂三十年。予往见《溉堂初集》,古诗非汉魏、律非盛中唐则不作,作则必有古人为之先驱。至其所以似古人者,渐濡陶冶,若丹乌之藏物,初非出于依傍而后有。己酉八月,予客南州,豹人别且八年,忽自楚中至,其颜渥丹,其髭髯洁白如雪,相见执手劳问。既出其《溉堂续集》示予……今其诗自宋以下则皆有之矣。冲口而出,摇笔而书,磅礴奥衍,不可窥测。然豹人年五十,浮客扬州,若妻妾、子女、奴婢之待主人开口而食者且三百指。世既不重文字,身又不能力耕田以自养,长年刺促,乞食于江湖,伤逝悲来,较甚往昔,故其诗别有所以为工者,而豹人亦不自知也。”施闰章《送孙豹人舍人归扬州序》:“豹人今年亦已六十矣,而掉头抗辞,视今人又何如也。其诗操秦声,出入杜、韩、苏、陆诸家,不务雕饰。吏部赵公玉峰既为刻其书,余独叙其语以送之,后之称是官者,其知所由重矣。宛陵年眷弟施闰章拜撰。”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卷一二选孙枝蔚诗七首,小传云:“溉堂诗辞气近粗,然自有真意,称其人品之高。今有秦人,胸无典籍,好为大言,至云作诗先洗去李、杜俗调,庸妄如此,而人群然信之,云远胜豹人,不可解也。”《四库总目提要》卷一八一著录孙枝蔚《溉堂前集》九卷、《续集》六卷、《后集》六卷、《诗馀》二卷:“《前集》九卷,各以体分;《续集》六卷,则起康熙丙午,止戊午;《后集》六卷,起己未还山以后,迄丙寅,皆编年为次。枝蔚在当时名甚重,然诗本秦声,多激壮之词,大抵如昔人评苏轼词,如铜将军铁绰板,唱大江东去也。”徐世昌编晚晴簃诗汇卷一二选孙枝蔚诗十七首,引汪楫语云:“汪舟次云:溉堂诗,朴处到不得,俚处学不得。愈俚愈古,愈朴愈秀。读书一万卷,养气三十年,乃能办此。”《诗话》云:,溉堂以诗文名天下三十馀年,其诗当竟陵华亭、虞山迭兴之际,卓然自立,出入杜、韩、苏、陆诸家,不务雕饰。同时名流推服,以为当代一人。王阮亭云:‘古诗能发源十九首、汉魏乐府,而兼有陶、储之体,以少陵为尾闾者,今惟焦获先生一人耳。’尝与魏易堂论诗,魏言:‘学古人之文章,纵不得抗衡古人,亦当为其子孙,不当为奴脾。’溉堂言:‘学古人诗,既当知古人祖父,又当知其子孙。知祖父则我可与古人并为兄弟,然不知子孙,则不识其流弊所至。’闻者皆是之。”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二著录孙枝蔚《溉堂前集》九卷、《续集》六卷、《文集》五卷、《诗馀》一卷:“其诗由苏以学杜,奥折可喜。其辞气近于粗率者,乃似杜荀鹤司空。知其生丁离乱,有同概也。文不事摹拟,真气流行,自成理路,境界甚高。极服钱谦益。述方文之言,谓其老年终日抄录蝇头小字卷帙无数;又言近日钱虞山每劝学者通经,先汉而后唐、宋;又言惜虞山氏逝矣,不及一见之,未尝有平生之欢。而向往若此。”张舜《清人文集别录》卷二著录孙枝蔚《溉堂文集》五卷(康熙甲子刊全集本):“其诗集有《溉堂前集》九卷、《续集》六卷、《后集》六卷及《诗馀》二卷,并著录于《四库存目》,独阙其文集五卷。盖枝蔚本不以文名,亦不常作,故当日采进之本无之。是集五卷,篇幅不丰,笺札几居其半,短者尤佳。观其自述生平有曰:‘吾少时闻张良潜身下邳故事,心窃奇之。遂朝友屠狗,夕客鸡鸣,短衣匹马,入北山中,谓当尽射猛虎,然后归见妻子。何其雄也!至于事既不成,遂来扬州,隐于鱼盐之市。先人产业,尚足自给。乃复愤懑不平,无所寄托,则以饮酒近妇人为事。谓丈夫不得行胸怀,虽速死声色中可也。志日奇而趣日卑,心日放而名日损。玩世不恭,狎及倡优。当此之时,岂复知有贫穷老病之苦哉!昔弃万金如敝屣,今谋一饱若登天。于是东奔西走,不以乞食为耻。见不愿见之人,强颜欢笑,行同优丐。前后矛盾,失其本心,乃至于此。推其所由,岂非烈士之不易为,过高之能为累耶(是集卷四《诫子文》)!’盖枝蔚以秦士任侠使气,放浪形骸,兼有魏晋人风致,故其人旷达洒落,文亦如之。至其教子读论语孟子,不应拘泥朱注,谓程、朱之义,不必尽是,宜参考汉、唐诸家之说以自广(详是集卷一《论语孟子广义序》)。又谓居今之世,惟多读书可以使人敬,惟至诚可以使人感,惟耕田可以不求人。此三者外,吾不能为儿计也(卷四《诫子文》)。若此诸言,信为明达,又不可以求之世俗文士也。”袁行云《清人诗集叙录》卷六著录孙枝蔚《溉堂前集》九卷、《续集》六卷、(康熙十八年刻本)、《后集》六卷(康熙二十六年刻本):“《溉堂前集》诗分体,为明末及顺治间作。《续集》编年,为康熙五年迄十七年诗,与《文集》《诗馀》合刻。首李天馥陈维崧序,《四库存目》著录,王士禛吴嘉纪诸家评语。其诗盖取法汉魏、六朝、杜、苏诸家。《前集》乐府古诗《乌夜啼》《行路难》《蒿里曲》《佃者歌》,五古《避乱杂述》《哀纤夫》,七古《水叹》,五律《乱后过瓜州二首》,七律《初至扬州客有谈南京事者感赋》《历阳怀古》《吊张文昌遗宅》,七绝《难妇词》诸篇,多乱离激壮之音。《续集》《借盐篇》,亟言当日盐政之弊。《贾客妇》《流民船和吴野人》,词旨凄惋。枝蔚与王士禛笃交,唱赠友为施闰章周亮工,而与遗民姜埰、龚贤、萧云从、林茂之、方文吴嘉纪杜濬均有寄赠。《后集》为康熙十八年至二十五年诗,八载中得诗二千馀首,自删存六卷。首王泽弘、方象瑛序。其诗转为朴质,益近宋人。记京师见闻,火葬记严州所见,水葬记苏州所见,关系社会风尚,语多俚语。交往多布衣寒素,不欲与达官通接。枝蔚应鸿博而未终试,与傅山、王方谷、邓汉仪境况略同,仍不失于遗民之列。”


薛福成《庸庵文编》文外编四卷本年刊出。
王树柟撰《天元草》五卷本年刊于成都。
傅增湘从吴汝纶问业。
王采蘋(1827—1893)卒。
龙文彬(1821—1893)卒,年七十三。
雷浚卒,年八十。
程小青生。
杨铨(杏佛,1893—1933)、顾颉刚(1893—1980)、许地山(1893—1941)、丁西林(1893—1974)生。
光绪二十年至宣统三年(1894—1911)共18年。
•引 言•。
《清史稿•德宗本纪》:德宗亲政之时,春秋方富,抱大有为之志,欲张挞伐,以湔国耻。
《清史稿•选举志二》:自甲午一役,丧师辱国,列强群起,攘夺权利,国势益岌岌。
《清史稿•选举志三》:光绪二十四年,湖广总督张之洞有变通科举之奏。
张之洞《劝学篇序》: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
张之洞《学术》诗并注:理乱寻源学术乖,父雠子劫有由来。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中国各报存佚表》:自报章兴,吾国之文体为之一变,汪洋恣肆,畅所欲言,所谓宗法、家法,无复向者。
胡先骕《评俞恪士觚庵诗存》:清季文人粗分之,约为五类:第一类为泥古不化,反对一切新事业者;第二类为清季所谓“清流”,深知中国如欲立国于大地之上,必不能墨守故常,政法学术,必须有所更张,然仍以颠覆清室为不道、辛亥革命为叛乱,不惜为清室遗老者,如沈乙庵、陈伯严、郑海藏、赵尧生诸先生是也;第三类为有志于维新,对于清室初无仇视之心,亦未必以清室之覆、民国之兴为天维人纪坏灭之巨变,而必以流人遗老终其身者;第四类为奔走革命、誓覆清室者,如章太炎先生是也;第五类则藉名士头衔,猎食名公巨卿间,恬不为耻,反发“诸夏无君出处轻”之谬论,甚或沉湎于声色,乃托词于醇酒妇人,如樊樊山、易实甫之流是也。
陈柱《中国散文史•清维新以后之散文》:清自光绪维新以后,政治学术为之丕变,文人作风亦为之丕变。
蔡寅《变雅楼三十年诗征序》:溯自玄黄剖判,人物孳乳,忧患之来,胎于文字。
陈三立《抱润轩文集序》:盖以通伯籍桐城,桐城自方氏、刘氏、姚氏迄于吴先生(汝纶),宗派流演相嬗而名者十数辈,其述作渊源见诸海内鸿彦硕儒推引称说,不可胜原。
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诗坛旧头领一员:托塔天王晃盖,王闿运(附严咸、邓辅纶、高心夔、陈兆奎、夏寿田、杨庄)。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方今之世,文有古今之殊;而古文之中,又有魏晋、齐梁与唐宋之分,所谓歧之中又有歧焉。
高旭《漱铁和尚遗诗序》(光绪二十八年作):自近八年中,适当十九世纪之末以至二十世纪之初,其文字界变迁之速率,至于不可思议,而影响恒及于政治界。
樊增祥《天放楼诗集跋》:余年近八十,负虚名于当世垂六十年。
沃丘仲子《当代名人小传•文人》:慨自小说流行,浮博少年胸有说部、报章二者,则奋笔编书,出以问世。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光绪庚子(1900)后,谴责小说之出特盛。
杨岘删录续得诗文各一卷。
张裕钊(1823—1894)卒于西安,年七十二。
宏道堂刊刻郑观应撰《盛世危言》五卷本。
《八代文粹》约于是春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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