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邦才始读李攀龙《拟古乐府》。

公元1561年　本年
许邦才始读李攀龙《拟古乐府》。

时李攀龙颇以其《拟古乐府》自豪，可见一时风气。许邦才《拟古乐府序》云：“李于鳞氏拟古乐府辞殆二十年，所计得凡若干篇，未尝以示人也，间示于一二同志，亦先后错出，无睹其全者。往辛酉岁，予始请而历读之，则集端实自为序，其末简引《易辞》云：拟议以成其变化，日新之谓盛德。噫嘻！此二言者，其于鳞之善乎为拟者哉！盖拟尚肖似，弗似，无贵于拟；似寓神情，非神则徒摹袭仿佛，如勦攘然，徒贻讥笑尔，故刻褚叶虽工，然比之造化，只见其劳而无益，学孙叔敖而无抵掌笑谈之妙，必无复生之感动，斯曰拟曰新之辨也。”按，于鳞拟古乐府备受时人关注，明清两代议论纷纷，是者有之，非者亦有之，而以非者居多。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于鳞拟古乐府，无一字一句不精美，然不堪与古乐府并看，看则似临摹帖耳。五言古，出西京、建安者，酷得风神。大抵其体不宜多作，多不足以尽变，而嫌于袭，出三谢以后者，峭峻过之，不甚合也。七言歌行，初甚工于辞，而微伤其气；晚节雄丽精美，纵横自如，烨然春工之妙。五七言律，自是神境，无容拟议。绝句亦是太白、少伯雁行。排律比拟沈、宋，而不能尽少陵之变。志传之文，出入左氏、司马，法甚高，少不满者，损益今事以附古语耳。序论杂用《战国策》、《韩非》诸子，意深而词博，微苦缠扰。铭辞奇雅而寡变，记辞古峻而太琢，书牍无一笔凡语。若以献吉并论，于鳞高，献吉大；于鳞英，献吉雄；于鳞洁，献吉冗；于鳞艰，献吉率。令具眼者左右袒，必有归也。”《诗源辩体》后集纂要卷二：“于鳞拟古乐府杂言、七言，语或逼真，复有得于拟议之外者。七言古声调全乖，无一语合作。予尝谓：‘七言古仲默无篇，于鳞无句。’黄介子谓‘此语无人能道。’”“拟古惟于鳞最长，如《塘上行》本辞云：‘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贤豪故，弃捐素所爱。莫以鱼肉贱，弃捐葱与薤。莫以麻枲贱，弃捐营与蒯。’于鳞则云：‘念妾平生时，岂谓有中路。新人断流黄，故人断纨素。新人种兰苕，故人种桂树。新人操《阳春》，故人操《白露》。’格仿本辞而语能变化，最为可法。若《相逢行》中添一二段，格虽稍变，然宛尔西京，自非大手不能。譬如临古人画，中间稍添树石，亦是作手。惟《陌上桑》但略换字句，则甚无谓耳。”“李于鳞乐府五言及五言古多出汉魏，世或厌其摹仿。然汉魏乐府五言及五言古，自六朝、唐、宋以来，体制、音调后世邈不可得，而惟于鳞得其神髓，自非专诣者不能。至于摹仿饾饤或不能无，而变化自得者亦颇有之。若其语不尽变，则自不容变耳；语变，则非汉魏矣。所可议者，于古乐府及《十九首》苏李《录别》以下，篇篇拟之，殆无遗什，观者不能不厌耳。”“于鳞学汉魏，盖于六朝及唐体古诗初未尝习，逮予告而归，始差次古乐府及《十九首》《录别》以下诸诗拟之，而尽力于汉魏。是于鳞学古初无所染，又能专习凝领，渐渍岁月，故遂得其神髓耳。王元美云：‘西京、建安似非琢磨可到，要在专习凝领之久，神与境会，忽然而来，浑然而就，无歧级可寻，无色声可指。’元瑞亦言：‘两汉诗非苦思力索所办，当尽取其诗，玩习凝会，风气性情，纤屑具领。若楚大夫子身处庄岳，庶几齐语。’试观于鳞学古，则二子之言信有征也。”《静志居诗话》卷十三《李攀龙》：“于鳞乐府，止规字句，而遗其神明，是何异安汉公之《金縢》、《大诰》，文中子之续经乎？惟相和短章，稍有足录者。五言学步苏李曹刘，如‘浮云从何来，焉知非故乡。来者自为今，去者自为昔。’差具神理，然新警者寡矣。七古五律绝句，要非作家，惟七律人所共推，心摹手追者，王维、李颀也。合而观之，句重字复，气断续而神𠇗离，亦非绝品。”《明人诗钞正集》卷九：“《沧溟集》最可笑者乐府，最可称者七律。乐府摹拟形似，自比胡宽之营新丰，而牧斋以为寿陵余子之学步，竹垞以为安汉公之《金縢》、《大诰》，殊不足存。若七律气体高华，音节宏亮，固是一代作手。且亦未尝不因题立制，逐境生情，牧斋谓举其字则三十余字尽之，举其句则数十句尽之，岂其然乎？‘万里’、‘中原’、‘浮云’、‘落日’等字，非必悬为禁例，亦看运化如何。如或有心矫枉，过求新异，堕入鬼国，其为诗病更复不小。”《说诗晬语》卷下：“李于鳞拟古诗，临摹已甚，尺寸不离，固足招诋諆之口。而七言近体，高华矜贵，脱去凡庸，正使金沙并见，自足名家。过于回护与过于掊击，皆偏私之见耳。”《明诗别裁集》卷七：“历下诗，元美诸家推奖过盛，而受之掊击，喧呼叫呶，几至身无完肤，皆党同伐私之见也。分而观之，古乐府及五言古体临摹太过，痕迹宛然。七言律及七言绝句高华矜贵，脱弃凡庸，去短取长，不存意见，历下之真面目出矣。七言律已臻高格，未极变态，七言绝句有神无迹，语近情深，故应跨越余子。”

金修国史成。

蔡戡（1141—？）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