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

公元-501年　月份不详
春，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

君子引《诗·邺风·静女》、《鄘风·竿旄》、《召南·甘棠》，以咎驷歂。见《左传·定公九年》。邓析，郑国人，刑名家。与子产同时。《吕氏春秋·离谓篇》：“郑国多相悬以书者，子产令无悬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又曰：“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绔，民之献衣襦绔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曰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讙哗。子产患之，于是杀郑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列子·力命篇》亦云：“邓析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辞。当子产执政，作《竹刑》，郑国用之，数难子产之治。子产执而戮之，俄而诛之。”然据此年《左传》，杀邓析者为驷歂，非子产。且子产卒于鲁昭公二十年，下距此年已二十一年。故杜预《春秋左传注》云：“邓析，郑大夫，欲改郑年铸旧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书之于竹简，故云《竹刑》。”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云：“昭六年，子产铸刑书于鼎。今邓析别造《竹刑》，明是改郑所铸旧制。若用君命遣造，则是国家法制，邓析不得独专其名。驷歂用其刑书，则其法可取，杀之不为作此书也。”钱穆《邓析考》云：“按，《左传》子产铸刑书，叔向谏曰：‘民知争端矣。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今邓析之所为，即是叔向之所料。是驷歂之诛邓析，正为其教讼乱制。然必子产《刑书》疏阔，故邓析得变易是非，操两可，设无穷，以取胜。亦必其《竹刑》较子产《刑书》为密，故驷歂虽诛其人，又不得不舍旧制而用其书也。时晋亦有刑鼎，仲尼曰：‘鼎在民矣，何以尊贵！’盖自刑之有律，而后贱民之赏罚，得不全视夫贵族之喜怒，而有所征以争。邓析之《刑书》，殆即其所以教民为争之具，而当时之贵者，乃不得不转窃其所以为争者以为治也。此亦当时世变之一大关键也。其后不百年，魏文侯用李克，著《法经》，下传吴起商鞅，然后贵族庶民一统于法。而昔者‘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之制，始不可复。然鞍起皆以身殉。今邓析，其为人贤否不可知，其《竹刑》之详亦不可考。要之与鞍起异行同趣，亦当时贵族平民势力消长中之一才士也。《汉书·艺文志》名家有《邓析子》二篇，刘向《叙》：‘臣所得储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重复，为五篇，其论无厚者言之异同，与公孙龙同类。’今按《韩非子》云：‘坚白无厚之词章，而宪令之法息。’《淮南子》亦云：‘邓析巧辩而乱法。’则《邓析书》乃战国晚世桓团辨者之徒所伪托。邓析实仅有《竹刑》，未尝别自着书也。……则今传《邓析子》，复非战国晚世之真也。”

谢灵运被定死罪。

谢惠连卒。

太武帝诏言得祥瑞，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文学编年史》称其“行文质朴”，今观其文，有“盖神灵之报应也”、“白雉三只”、“以求福禄”之语，所谓“质朴”，当即此类。

诏言平赋定法及九品事，文亦平遂，语间骈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