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李庾作。此赋当作于文宗开成四年(839)或五年(840)。在作法上亦略仿班固《两都》和张衡《两京》，于《两京》取法尤多。赋以“闻古而知今”为纲，以寓规诫之意。故《西都》托洛汭先生向里人问秦汉故事，里人虽言唐之制度、典礼、章服、兵制、形势、物产，以彰其盛，临末却转到“四郊”之事，论历代兴亡盛衰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以归于规诫。《东都》先借先生叙从武后迄于玄宗初洛阳的繁盛，再由里人一一分析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历代失都灭国的原因，特别描叙了安史之乱后洛阳的残破衰败，同时也分析了它产生的原因，最后归结到要“鉴四姓之覆辙”，也是寓讽诫之意。因此，从讽谕现实的角度看，两赋的意义颇值得注意，从构思来看，作者也力求在旧框架内稍有变化。但既然要守旧的框架，其变化就是极有限的，何况作者的才力又不及班、张，故此赋较班、张之作，殊为逊色。但唐代古文名家，都不赋两都，此赋不但略存一代文献，文亦明畅可诵，颇能见出唐人新文赋的风貌，故在赋史上仍有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