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吴敏树论桐城宗派之说。

公元1859年　本年
曾国藩、吴敏树论桐城宗派之说。

国藩友欧阳兆熊之子欧阳勋前卒，本年其集《秋声馆遗集》八卷刊出，国藩应兆熊之请作《欧阳生文集序》。《序》论及桐城派授受源流，列敏树于桐城派中。敏树知之，致书国藩，不满宗派之说：“文章艺术之有流派，此风气大略之云尔，其间实不必皆相师效，或甚有不同；而往往自无能之人，假是名以私立门户，震动流俗，反为世所诟厉，而以病其所宗主之人。如江西诗派，始称山谷、后山，而为之图列，号传嗣者，则吕居仁。居仁非山谷、后山之流也。今之所称桐城文派者，始自乾隆间姚郎中姬传称私淑其乡先辈望溪方先生之门人刘海峰，又以望溪接续明人归震川，而为《古文辞类纂》一书，直以归、方续八家，刘氏嗣之，其意盖以古今文章之传，系之己也。如老弟所见，乃大不然。姚氏特吕居仁之比尔，刘氏更无所置之；其文之深浅美恶，人自知之，不可以口舌争也。自来古文之家，必皆得力于古书。盖文体坏而后古文兴，唐之韩、柳，承八代之衰，而力挽之于古，始有此名。柳不师韩，而与之并起。宋以后则皆以韩为大宗，而其为文所以自成就者，亦非直取之韩也。韩尚不可为派，况后人乎?乌有建一先生之言，以为门户涂辙，而可自达于古人者哉?弟生居穷乡，少师友见闻之益，亦幸不遭声习濡染之害。……往时见功甫（今按：欧阳勋）喜寻时人之论，称姚、刘之学，以为习于名而未稽其实，私欲进之；其于论诗，述梅伯之说，云当自荆公入，尤为害道。此等言议，殆皆得之陈广尃。广尃才虽高，不能为文士，而论说多未当于人心。今侍郎序文所称诸人学问本末，皆大略不谬，独弟素非喜姚氏者，未敢冒称；而果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则侍郎之心，殊未必然。”（吴敏树《与篠岑论文派书》）国藩于十二月初二日复书敏树，称：“筱泉前寄示尊书，以弟所作《欧阳生集序》中，称引并世文家，妄将大名胪于诸君子之次，见谓不伦。李耳与韩非同传，诚为失当；然赞末一语曰：‘而老子深远矣。’子长胸中，固非全无泾渭。今之属辞连类，或亦同科。至姚惜抱氏，虽不可遽语于古之作者，尊兄至比之吕居仁，则亦未为明允。惜抱于刘才甫，不无阿私，而辨文章之源流，识古书之真伪，亦实有突过归、方之处。尊兄鄙其宗派之说，而并没其笃古之功，揆之事理，宁可谓平?至尊缄有云：‘果以宗桐城为派（按：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作：以姚氏为宗，以桐城为派），则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斯实搔著痒处。往在京师，雅不欲溷人梅郎中之后尘。私怪阁下幽人贞介，何必追逐名誉，不自閟惜！昔睹鬷蔑之面，今知君子之心。……尊兄诗骨劲拔，迥越时贤。姚惜抱氏谓诗文宜从声音证入，尝有取于大历及明七子之风。尊兄睥睨姚氏，亦颇欲参用其说否?” （《复吴敏树》）按：曾国藩本年正月初二日《加欧阳兆熊片》有云：“拙著此序，盖深悯后起者之不可多觏。便能中请寄南屏先生一阅，以为何如?”十月二十日《复欧阳兆熊》有云：“得九月初六日惠书并南屏一缄，敬悉一切。南屏不愿在桐城诸君子灶下讨生活，真吾乡豪杰之士也；而直以姚氏为吕居仁之比，则贬之已甚。姚氏要为知言君子，特才力薄弱，不足以发之耳。其《古文辞类纂》一书，虽阑入刘海峰氏，稍涉私好，而大体固是有伦。其序跋类渊源于《易•系辞》，赋类仿刘歆《七略》，则不刊之典也。国藩之为是叙，不过于伯宜（按：罗萱，字伯宜，湘潭人）处略闻功甫（按：欧阳勋）生平之言论风指，而纵笔及之，非谓时流诸君子者，足以名于世而垂于后，不特不和之，且私独薄之。南兄识得鄙意，曰侍郎之心殊未必然，所谓搔着痒处，固当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也。”（见《曾国藩全集•书信》）

王充十八岁，在京师太学，师事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

班固十三岁，王充见而拊其背，谓班彪曰：“此儿必记汉事！”（《后汉书•班彪列传》卷四十上李贤注引《谢承书》）按，或谓王充年十八，不得于长辈前称班固为“儿”，殊不知王充行文出言常“贵是”、“尚然”,“违诡于俗”，如其人“乡里称孝”，而于《自纪篇》中历低其祖父之恶，故不得断之以常理。

李尤生（44—126)。

周防十八岁，师事盖豫，受《古文尚书》。

杜笃此年前后为郡文学掾，常叹杜氏至己而衰。

杜林复为光禄勋。

朱浮坐卖弄国恩，免大司空。

杜林代朱浮为大司空。

郭宪约于此年卒，年约七十（前24？—46？)。

杜林卒（? —7)。

班彪四十五岁，复辟司徒玉况府；约于此前后与大司空府之尹敏结为知己。

李育约二十一岁，或于此年知名太学，深为班固所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