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三十岁，在京师“稍事学问”。

公元1840年　本年
曾国藩三十岁，在京师“稍事学问”。

国藩道光二十三年《致刘蓉》云：“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来，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词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然后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字者乎?……故国藩窃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夫所谓见道之多寡之分数何也?曰：深也，博也。……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张子之《正蒙》，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其他若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之徒，能博而不能深，则文流于蔓矣；游、杨、金、许、薛、胡之俦，能深而不能博，则文伤于易矣。由是有汉学、宋学之分，龂龂相角，非一朝矣。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区区之心，不胜奢愿，譬若以蚊而负山，盲人而行万里也，亦可晒已。盖上者仰企于《通书》、《正蒙》，其次则笃嗜司马迁、韩愈之书，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曾国藩全集•书信》）按：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八年进士，官至武英殿大学士、两江总督，封一等毅勇侯，卒赠太傅，谥文正。论者谓其勋业文章，皆开数十年风气。其幕府宾僚多文学之士，亦极一时之盛。国藩辑、著诸书，汇为《曾文正公全集》，自著有《曾文正公诗集》四卷、《文集》四卷等，辑有《十八家诗钞》二十八卷、《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经史百家简编》二卷、《鸣原堂论文》二卷等。今人辑有《曾国藩全集》。

乙未，郗鉴都督吴国诸军事。

壬戌朔，成帝司马衍诏举贤良直言之士。

王导上疏逊位，成帝司马衍作《报王导诏》。

前燕慕容廆遣使诣陶侃，作《与陶侃笺》《叠民陶侃笺》。

高梁太守杨方弃郡归。

后赵黄门侍郎韦讠叟作《寒食驳议》。

成帝司马衍诏举贤良。

壬子朔，陶侃拜大将军，作《让拜大将军表》。

戴逵约生于本年。

郗愔除散骑侍郎，未拜。

辛亥朔，成帝司马衍作《迁新宫诏》。

成帝司马衍作《征翟汤、虞喜为散骑常侍诏》，虞喜被举为贤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