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中、唐顺之多所掊击。

公元1552年　秋
慎中、唐顺之多所掊击。

序云：“以余观于文章，国朝作者，无虑十数家称于世。即北地李献吉辈，其人也，视古修辞，宁失诸理。今之文章，如晋江、毘陵二三君子，岂不亦家传户诵？?而持论太过，动伤气格，惮于修辞，理胜相掩，彼岂以左丘明所载为皆侏离之语，而司马迁叙事不近人情乎？故同一意一事而结撰迥殊者，才有所至不至也。后生学士，乃唯众耳是寄，至不能自发一识，浮沉艺苑，真为相舍，遂令古之作者谓千载无知己。此何异途之群瞽，取道一夫，则相与拍肩随之，累累载路，称培塿则皆挢足不下，称污邪则皆曳踵不进，而虽有步趋终不自施者乎？语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世之儒者，苟治牍成一说，不惮侪俗，比之俚言，而布在方策者耳。复以易晓忘其鄙倍，取合流俗，相沿窃誉，不自知其非。及见能为左氏、司马文者，则又猥以不便于时制，徒敝精神，何乃有此不可读之语，且安所用之？又二三君子，家传户诵，则一人又何难焉？诚使元美与二三君子者，比名量誉，诚不能以一人一旦遽夺其终身之见，而辄胜天下风靡之士。文章之道，童习白纷，乃欲一朝使舍所学而从我，日暮途远，且彼奚肯苦其心志于不可必致者乎？夜虫传火，不疑于日，非虚语也。”（《沧溟集》卷十六）“晋江”指王慎中，“毘陵”指唐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