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朱熹本传引黄榦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

公元1200年　三月
《宋史》朱熹本传引黄榦曰：“道之正统待人而后传，自周以来，任传道之责者不过数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

由孔子而后，曾子、子思继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后，周、程、张子继其绝，至熹而始著。”朱子之学，“大抵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以居敬为主”（《宋史》本传）。其论文，本于道学家立场，以义理为诗文之根底与指归，主张道本文末，谓“用力于文词，不若穷经观史以求义理而措诸事业之为实也。 ……至于文词，一小伎耳。以言乎迩，则不足以治己；以言乎远，则无以治人。是亦何所与于人心之存亡、世道之隆替，而校其利害，勤恳反覆，至于连篇累牍而不厌耶？”“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得第二义”（《朱子语类》卷一四○）；“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唯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他大病处。……缘他都是因作文，却渐渐说上道理来，不是先理会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欧公之文，则稍近于道，不为空言”（同上卷一三九）；“这文皆从道中流出，岂有文反能贯道之理。……若以文贯道，却是把本为末，以末为本，可乎？”（同上卷八）但朱熹也深知，“古之圣人欲明是道于天下而垂之万世，则其精微曲折之际，非托于文字亦不能以自传也”（《徽州婺县学藏书阁记》），且“诗者，人心之感物而形于言之余也”（《诗集传序》），“间隙之时，感事触物，又有不能无言者，则亦未免以诗发之”（《东归乱稿序》），故其文道观多有调和、折衷意味：“作诗间以数句适怀亦不妨，但不用多作，盖便是陷溺尔。当其不应事时，平淡自摄，岂不胜如思量诗句？至其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者不同。”（《朱子语类》卷一四○）

《姨母李夫人墨竹二首》(深闺静几试笔墨)、(小竹扶疏大竹枯)。

秦观三十岁。

及第之前，秦观曾暂居某显贵家，有词《江城子》：“枣花金钗乐柔荑。

秦观早期词还有《阮郎归》： “宫腰袅袅翠鬟松。

元丰初，秦观有词《雨中花》，词曰：“指点虚无征路，醉乘斑虬，远访西极。

秦观青年时期，有词《醉桃源》(自注：以阮郎归歌之亦可)：“碧天如水月如眉。

乡居时，秦观有词《促拍满路花》：“露颗添花色，月彩偷窗隙。

元丰年间，秦观有词《长相思》：“铁瓮城高，蒜山渡阔，干云十二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