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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通志略》卷首《通志总序》:“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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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樵《通志略》卷首《通志总序》:“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

公元1162年 本年
郑樵《通志略》卷首《通志总序》:“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

万国殊途,必通诸下,然后八荒无壅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通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于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既没,百家诸子兴焉,各效论语以空言著书,至于历代实绩,无所纪系。迨汉建元、元丰之后,司马氏父子出焉。司马氏世司典籍,龚育之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故谓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五百岁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浅。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当迁之士,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躇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见多矣,而其书尽楚人之辞。公羊,齐人也,所闻多矣,而其书皆齐人之语。今迁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堕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传,非所谓作也。刘知几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杂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大抵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晋之《乘》,楚之《祷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乘》《祷杌》无善后之人,故其书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于前,左氏推之于后,故其书与日月并传。不然,则一卷事目,安能行于世?白《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肃宗问以制礼作乐之事,固对以在京诸儒必能知之。倘臣邻皆如此,则顾问何取焉?及诸儒各有所陈,固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以塞白而已。倘臣邻皆如此,则奏议何取焉?肃宗知其浅陋,故语窦宪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驷,此叶公之好龙也。’固于当时已有定价,如此人才,将何著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水木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且谓汉绍尧运,自当继尧,非迁作史记厕于秦、项,此则无稽之谈也。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间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书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且善学司马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继志也。其书不可得而见,所可鉴者元、成二帝赞耳。皆于本纪之外,别记所闻,可谓深入太史公之阃奥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经之新意。史记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为褒贬也,间有及褒贬者,褚先生之徒杂之耳。且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殆非迁、彪之意。况谓为‘赞’,岂有贬辞?后之史家,或谓之‘论’,或谓之‘序’,或谓之‘铨’,或谓之‘评’,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剧论固也。司马有其书,而司马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业,而班固不能读父之书。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又不能教其子。为人如此,安在乎言为天下法!范晔陈寿之徒继踵,率皆轻薄无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笔削而为信史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天文,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一家之书,而世世序《五行传》。如此之类,岂胜繁文?语其异也,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昧迁革之源;礼乐自为更张,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类,岂胜断绠?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之国可以为义乎?隋书称唐军为义军,伐人之军可以为义乎?房玄龄董史册,故房彦谦擅美名。虞世南预修书,故虞荔、虞寄有嘉传。甚者,桀犬吠尧,吠非其主。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毋丘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含冤九原。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之类,历世有之,伤风败义,莫大乎此。迁法既失,固弊日深。自东都至江左,无一人能觉其非。惟梁武帝为此慨然,乃命吴均《通史》,上自太初,下终齐室,书未成而均卒。隋炀素又奏令陆从典续史记,讫于隋,书未成而免官。岂天之靳斯文而不传与?抑非其人而不祐之与?自唐之后,又莫觉其非,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饔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


曹操斩袁绍名将颜良、文丑,解白马之围;还军官渡。
张昭于孙策弥留之际,谓当以兵属孙翊(俨),而孙策以印绶授孙权,张昭率群僚立而辅之。
郑玄卒于元城沙鹿,年七十四(127—200)。
陈琳作《为袁绍檄州郡文》,文中盛称被曹操所杀之边让为“英才俊逸”。
曹操制新科,行户调。
曹操与袁绍相持于官渡,作《与荀彧书》《与钟繇书》。
荀彧报曹操书,谓不可从官渡相持中退兵。
曹操于官渡大破袁绍,作《上言破袁绍》《造发石车令》;曹操收袁绍书中,得许下及军中人书,皆焚之。
荀悦五十三岁,迁侍中;奉诏依《左传》体为《汉纪》三十篇,辞约事详,论辨多美;或于此年迁秘书监。
孔融四十八岁,生子;对汉献帝问祭礼;与荀彧议袁绍。
曹操四十六岁,表天子征华歆;其《董卓歌》《为徐宣议陈矫下令》或作于此年。
华歆四十四岁,娶骆统母为小妻;劝孙权准其应天子征;离吴,送之者千人,赠遗数百金,悉以退还;拜议郎,参司空军事。
张纮四十四岁,谏阻曹操伐吴,曹操从之,并任之为会稽东部都尉。
张纮作纪、颂,昭显孙策功业,孙权省读悲感,遣其赴会稽东部任。
虞翻三十一岁,因孙策卒,留富春制服行丧;说退乘机欲攻会稽之孙嵩;出为富春长。
王粲二十四岁,作《荆州文学记官志》;其《赠文叔良诗》或作于此年。
仲长统二十一岁,为人倜傥狂傲,游学青、徐、并、冀之间,与常林为友。
曹丕十四岁,始植柳。
夏侯霸从妹年十三四,为张飞得为妻,所生女后嫁刘禅为皇后。
骆统八岁,以父死母嫁归会稽。
刘表开设学校,博求儒士,命学者撰著《五经》章句。
曹操击破袁绍仓亭军。
曹操还许;南征刘备于汝南。
赵岐卒,年九十三(109—201)。
孔融四十九岁,作《答虞翻书》《遗张纮书》。
曹操四十七岁,其《加枣祇子处中封爵并祀祇令》或作于此年。
张纮四十五岁,作《与孔融书》,赞虞翻。
虞翻三十二岁,州举茂才,汉召为侍御史,曹操为司空辟,皆不就;作《与孔融书》,并示以所著《易注》。
胡综十九岁,为金曹从事。
曹植十岁,能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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