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出狱。

公元1079年　十二月
苏轼出狱。

《续资治通鉴》卷七四：“庚申。祠部员外郎直史馆苏轼，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初，御史台既以轼具狱上法寺，当徒二年，会赦当原。御史中丞李定，言轼之奸慝，今已具服，不屏之远方，则乱俗，载职从政则坏法，伏乞特行废绝。御史舒亶，又言驸马都尉王诜，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及遗轼钱物，并与王巩往还，漏泄禁中语。窃以轼之怨望，诋讪君父，盖虽行路，尤所讳闻，而诜恬闻轼言，不以上报，既乃阴通货赂，密与燕游。至若巩者，向连逆党，已坐废停。诜于此时，同罣会议论，而不自省惧，尚相关通。案诜受国厚恩，列在近戚，而朋比匪人，志趋如此，原情议罪，实不容诛，乞不以赦论。又言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除王诜、王巩、李清臣外，张方平而下，凡二十二人。如盛侨、周班辈，固无足论，乃若方平与司马光、范镇、钱藻、陈襄、曾巩、孙觉、李常、刘攽、刘挚等，盖皆略能诵说先王之言，辱在公卿士大夫之列。所当以君臣之义望之者，所怀如此，顾可置而不诛乎?疏奏。诜等皆特责。狱事起，诜尝属辙密报轼，而辙不以告，官亦降黜焉。轼初下狱，方平及镇皆上书救之。不报。方平书曰：传闻有使者追苏轼过南京，当属吏，臣不详轼之所坐。而早尝识其为人，其文学实天下奇才，向举制策高等，而犹碌碌无以异于流辈。陛下振拔，特加眷奖。轼自谓见知明主，亦慨然有报上之心，但其性资疏率，阙于审重，出位多言，以速尤悔。顷年以来，闻轼屡有封章，特为陛下忧容。四方闻之，莫不感慨圣明宽大之德。今其得罪，必缘故态。但陛下于四海生灵，如天覆地载，无不化育。于一苏轼，岂所好恶。自夫子删诗，取诸讽刺，以为言之者足以戒。故诗人之作，其甚者以至指斥当世之事，语涉谤黩不恭，而未闻见收而下狱也。今轼但以文辞为罪，非大过恶，臣恐付之间狴牢，罪有不测。惟陛下圣度免其禁系，以全始终之赐。虽重加谴责，敢不甘心?轼既下狱，众莫敢正言者。直舍人院王安礼，乘间进曰：‘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轼本以才自奋，今一旦至于法，恐后世谓不能容才。’愿陛下毋庸竟其狱。帝曰：‘朕固不欲深谴，特欲伸言者路耳，行为卿贳之。’既而戒安礼曰：‘第去无泄言，轼前贾怨于众，恐言者缘轼以害卿也。’始安礼在殿庐，见李定，问轼安否状。定曰：‘轼与金陵丞相论事不合，公幸勿营解，人将以为党。’至是归舍人院，遇谏官张璪，忿然作色曰：‘公果救苏轼邪?何为诏趣其狱?’安礼不答。其后狱果缓，卒薄其罪。”

赵绍祖受知于学使朱筠，入县学，旋补廪膳生。

杨芳灿补博士弟子员。

恽敬学六朝文、汉魏赋颂及宋元小词，时年十五岁。

黎简奉母自南宁归顺德，不复西行。

杨潮观入都经江宁，向袁枚介绍杨芳灿，芳灿遂与顾敏恒同受业于随园。

曹仁虎与馆阁诸公为消寒诗社，著有《炙砚集》。

赵怀玉取常州八县自周至明之事，作《云溪乐府》。

王筠《全福记》传奇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