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嗣宗，储嗣宗在长安及第，其《长安怀古》等诗约作于本年前后。

公元859年　二月
储嗣宗，储嗣宗在长安及第，其《长安怀古》等诗约作于本年前后。

后任校书郎，有集一卷。《全唐诗》卷五九四储嗣宗有《长安怀古》：“祸稔萧墙终不知，生人力屈尽边陲。赤龙已赴东方暗，黄犬徒怀上蔡悲。……秋风解怨扶苏死，露泣烟愁红树枝。”[按，此诗乃作于长安，诗秋日咏。嗣宗本年登进士第，则去年秋当在长安]又，《元和姓纂》卷二：“嗣宗，校书郎。”则本年及第后嗣宗又有校书郎之任。《唐才子传校笺》储嗣宗传笺谓“其任校书郎殆系在咸通年间”。则其时亦有撰此诗之可能。要之，此诗撰于何年不可确考，姑记于本年。嗣宗论诗推崇王维，其《过王右丞书堂二首》称维“澄潭昔卧龙，章句世为宗甘独步名声在，千岩水石空”、“风雅传今日，云山想昔时”、“千载五言诗”。嗣宗工诗，与司马札、顾非熊相善，有诗酬唱。辛文房称其“苦思梦索，所谓逐句留心、每字着意，悠然皆尘外之想”(《唐才子传》卷八)。谢榛称宋谢枋得之“花飞莫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为祖袭嗣宗之“春风莫逐桃花去，恐引渔人入洞来"(《四溟诗话》卷二)。《直斋书录解题》著录《储嗣宗集》一卷，《全唐诗》存诗一卷，《全唐诗续补遗》补诗一首。事见《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九、《唐才子传》卷八等。

这首先表现为“谈风月”成时尚，士人对妇女及两性关系的态度显得更为通脱放肆。

这种作用其次表现为“上客们”“人人眼角里是淫荡”[20]。

将宫体诗与其前代以女性为描写对象的诗赋作一纵向的比较，就会发现：将宫体诗中的女性形象置于其前代诗赋女性人物画廊中，会产生鲜明的突兀感。

洪迈《容斋五笔》卷第四曰：“《诗》三百篇中，其誉妇人者至多。

至于宋玉诸赋及曹子建《洛神赋》较之宫体诗，前者“陈交接之大纲，恨人神之道殊”。

相似于中土高唐、洛浦典故，《大正藏》第十四卷经集部一《佛说大方等修多罗王经》[22]与《佛说转有经》等都有“于眠梦中见与人间端正美女共为稠密”的叙述，这样不胜枚举的佛教故事，往往在女子主动委身于男子这点上与中土高唐、洛浦诸说相重合，共同影响中土士人。

正因为“淫欲”作为“妇女观”进入梁代宫体诗人思想意识，士人玩味女性“性”心理，这种士人情趣外化于诗歌创作时，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就无不具有为情欲所困扰的特征，诗歌本身也就成了梁代士人接受佛教妇女“淫欲”观念最有说服力的证明。

宫体诗对女性“性”心理的大胆揭示，这既是宫体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惊世骇俗的主要原因，同时这也构成了宫体诗的—个重要特征。

佛教以“姿态”为女子天性的观念，丰富诱发了士人内心对女性体态、服饰、舞姿的审美体验与感官刺激。

宫体诗作者时常玩味女性对男性幻惑的生理感应，在这一点上，恰与佛典对女子姿态作意在“反欲以顺”的铺叙，具有异曲同工的对应关系。

《观佛三昧海经》卷第二写魔有三女，往乱佛心，“眄目作姿，现诸妖冶，璎珞晃耀，光翳六天。

梁代宫体诗人描写女子也特别注重女子对男性具有幻惑作用的“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