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敬《诗人秀句》二卷。

公元670年　本年
思敬《诗人秀句》二卷。

”又：“元兢《古今诗人秀句》二卷。”按思敬当为元兢之字，新《志》所列两书当为一书。又《古今诗人秀句》已佚，《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录文一节，经铃木虎雄、王利器考订，即元兢《古今诗人秀句》序，见王所撰《文镜秘府论校注》。序云：“晚代铨文者多矣。至如梁昭明太子萧统与刘孝绰等，撰集《文选》，自谓毕乎天地，悬诸日月。然于取舍，非无舛谬。方因秀句，且以五言论之。至如王中书‘霜气下孟津’，及‘游禽暮知返’，前篇则使气飞动，后篇则缘情宛密，可谓五言之警策，六义之眉首。弃而不纪，未见其得。及乎徐陵《玉台》，僻而不雅；丘迟《钞集》，略而无当。此乃详择全文，勒成一部者，比夫秀句，措意异焉。似秀句者，抑有其例。皇朝学士褚亮，贞观中，奉敕与诸学士撰《古文章巧言语》，以为一卷。至如王粲《霸岸》，陆机《尸乡》，潘岳《悼亡》，徐幹《室思》，并有巧句，互称奇作，咸所不录。他皆效此。诸如此类，难以胜言。借如谢吏部《冬序羁怀》，褚乃选其‘风草不留霜，冰池共明月’，遗其‘寒灯耻宵梦，清镜悲晓发’。若悟此旨，而言于文，每思‘寒灯耻宵梦’，令人中夜安寝，不觉惊魂；若见‘清镜悲晓发’，每暑月郁陶，不觉霜飞人鬓。而乃舍此取彼，而何不通之甚哉!褚公文章之士也，虽未连衡两谢，实所结驷二虞，岂于此篇，咫步千里?良以箕毕殊好，风雨异宜者耳。余以龙朔元年，为周王府参军，与文学刘棉之、典签范履冰，音东阁已建，期竟撰成此录。王家书既多缺，私室集更难求，所以遂历十年，未终两卷。今剪《芳林要览》，讨论诸集，人欲天从，果谐宿志。常与诸学士览小谢诗，见《和宋记室省中》，诠其秀句，诸人咸以谢‘行树澄远阴，云霞成异色’为最。余曰：诸君之议非也。何则?‘行树澄远阴，云霞成异色’，诚为得矣，抑绝唱也。夫夕望者，莫不镕想烟霞，炼情林岫，然后畅其清调，发以绮词，俯行路之远阴，瞰云霞之异色，中人以下，偶可得之；但未若‘落日飞鸟还，忧来不可极’之妙者也。观夫‘落日飞鸟还，忧来不可极’，谓扪心罕属，而举目增思，结意惟人，而缘情寄鸟，落日低照，即随望断，暮禽还集，则忧共飞来。美哉玄晖，何思之若是也!诸君所言，窃所未取。于是咸服，恣余所详。余于是以情绪为先，直置为本，以物色留后，绮错为末；助之以质气，润之以流华，穷之以形似，开之以振跃。或事理俱惬，词调双举，有一于此，罔或孑遗。时历十代，人将四百，自古诗为始，至上官仪为终。刊定已详，缮写斯毕，实欲传之好事，冀得知音，若斯而已，若斯而已矣。”据序中“余以龙朔元年”、 “遂历十年”等句，知书当成于本年。元兢又有《诗髓脑》一卷，见《日本国见在书目》，当即《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之《宋约诗格》(《宋秘书省四库阙书目》作《沈约诗格》，是)。该书已佚，佚文散见《文镜秘府论》，今人张伯伟有辑本，见其所撰《全唐五代诗格汇考》。张氏缉本“解题”有云：“《诗髓脑》内容，目前可考者为‘调声’、‘对属’及‘文病’三部分，反映出古诗向律诗过渡阶段之理论总结。‘调声’为律诗之基本条件，其中亦引元氏己作为例；‘对属’则显然比上官仪之说宽泛；‘声病’则在沈约‘八病’基础上，又提出新‘八病’，其重点不在声律，而在字义。”可见全书之大旨。《诗脑髓》之写定亦当在龙朔元年至本年之间，附记于此。

周公述文王、武王、太王之功业以戒成王而作《文王》、《大明》、《绵》。

周公颂文王、武王之德，并述太王以来王业之所由兴，或作《械朴》、《旱麓》、《思齐》、《皇矣》、《灵台》、《下武》、《文王有声》。

召公不悦周公致政而不去位之鲁，周公作《君奭》以明其意。

二月，成王祈社稷，歌奏《载芟》。

二月十七日，成王率殷东国五侯祭文王、武王，歌奏《雝》、《载见》。

成王祭文、武之后，行飨礼，歌奏《振鹭》、《有瞽》、《有客》、《臣工》。

仲秋，成王报社稷，歌奏《良耜》。

周人述成王举行烝祭及祈、报社稷的情形而作《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

周人述成王祭毕燕族人、行飨礼及燕公尸的情形而作《行苇》、《既醉》、《凫鹜》。

周公因周之官政未次序而作《周官》，戒成王辨百官而作《立政》。

息慎来贺，王使荣伯作《贿息慎之命》。

楚子来告事，周人记之而有甲骨刻辞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