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融卒，年五十四。

公元497年　本年
张融卒，年五十四。

《南齐书•张融传》说：“建武四年，病卒。年五十四。遗令建白旌无旒，不设祭，令人捉麈尾登屋复魂。曰：‘吾生平所善，自当凌云一笑。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妾二人，哀事毕，各遣还家。’又曰：‘以吾平生之风调，何至使妇人行哭失声，不须暂停闺阁。’融玄义无师法，而神解过人，白黑谈论，鲜能抗拒。永明中，遇疾，为《门律自序》曰：‘吾文章之体，多为世人所惊，汝可师耳以心，不可使耳为心师也。夫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政当使常有其体。丈夫当删《诗》《书》，制礼乐，何至因循寄人篱下。且中代之文，道体阙变，尺寸相资，弥缝旧物。吾之文章，体亦何异，何尝颠温凉而错寒暑，综哀乐而横歌哭哉？政以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传音振逸，鸣节竦韵，或当未极，亦已极其所矣。汝若复别得体者，吾不拘也。吾义亦如文，造次乘我，颠沛非物。吾无师无友，不文不句，颇有孤神独逸耳。义之为用，将使性入清波，尘洗犹沐。无得钓声同利，举价如高，俾是道场，险成军路。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辩，此尽游乎言笑，而汝等无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论道说义，惟饮与食。此外如树网焉。吾每以不尔为恨，尔曹当振纲也。’临卒，又戒其子曰：‘手泽存焉，父书不读！况父音情，婉在其韵。吾意不然，别遗尔音。吾文体英绝，变而屡奇，既不能远至汉魏，故无取嗟晋宋。岂吾天挺，盖不颓家声。汝若不看，父祖之意欲汝见也。可号哭而看之。’融自名集为《玉海》。司徒褚渊问《玉海》名，融答：‘玉以比德，海崇上善。’文集数十卷行于世。”钟嵘《诗品》卷下《齐司徒长史张融诗》说：“思光纡缓诞放，纵有乖文体，然亦捷疾丰饶，差不局促。”[春泓按，张融是南朝文体新变过程中的代表人物，永明二年，总明观讲，张融在朝臣集听之际，长叹曰：“呜呼！仲尼独何人哉！”他是一不愿墨守成规的人，虽然佻达如滑稽人物，但是他有真性情，并且充满了创新意识，非突破陈规，不足以表现其内心世界。从他身上正可以考察自“文义”到“文体解散”(《文心雕龙•序志》)的变迁轨迹。就“文体”观念而言，写作主体必须重视个人和传统的关系，当某些文体写作作为国家或公众性行为之时，作者遵守文体规范，即对于传统的尊重，便尤为世人所关注，尊体也是理所当然之事；然而张融作为南土的一介寒士，“家贫愿禄”，饱尝艰辛之人生，刺激他积聚起强烈的孤傲感。其《海赋》一类的作品，虽类似大赋，但是绝非客观地铺叙大海之种种，而是主观地借海之波涛汹涌，以一吐胸中的凌云之气，这纯属个性化的写作。因此他表示不满“尺寸相资，弥缝旧物”的“中代之文”，因为这种尺尺寸寸的文章写法，已不足以表达其愤激的情绪，所以主观之“义”，在其写作中就被无顾忌地得到张扬，他说：“吾义亦如文，造次乘我，颠沛非物。吾无师无友，不文不句，颇有孤神独逸耳。义之为用，将使性入清波，尘洗犹沐。无得钓声同利，举价如高，俾是道场，险成军路。”这可与《南史》本传中记述“融善草书，常自美其能。帝曰：‘卿书殊有骨力，但恨无二王法。’答曰；‘非恨臣无二王法，亦恨二王无臣法。’”相对照，其意思是说主观就是“文”之一切，“文”之可贵在于蕴涵着“孤神独逸”，既否定了“文”作为群体或国家行为的可能性，亦否定了“文”须尊体的客观标准，“文义”之“义”便由隐逸狷介的品格，向外放和挑战性转变，破体则亦势所必然，这自然是由其寒士的写作方式所决定的。他自信“吾文体英绝”，正意在颠覆旧有的文体观念，这是对“文义”一种十分独到的诠释，触及到文体新变之核心。

枚皋为卫皇后立，奏赋以戒终。

主父偃为立卫皇后事立功。

司马相如四十六岁，失官。

兒宽约二十四岁，或于此年为掌故。

韩婴于此年前后与董仲舒论于武帝前。

刘安受武帝赐几杖，可毋朝；作《八公操》（《淮南操》）。

主父偃上疏言愿令诸侯得分封子弟，武帝从之。

主父偃言朔方为“灭胡之本”。

公孙弘驳主父偃之议。

主父偃言“徙豪杰兼并之家于茂陵”，武帝从之。

主父偃发燕王刘定国乱伦事，致其自杀。

主父偃令诸大臣生畏，或赂以重金，或说其“太横”，主父偃则声言“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即五鼎烹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