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僧虔论书，颇尚新变。

公元485年　本年
王僧虔论书，颇尚新变。

《南齐书•王僧虔传》说：“永明三年，薨……僧虔时年六十……其论书曰：‘宋文帝书，自云可比王子敬，时议者云“天然胜羊欣，功夫少于欣”。王平南廙、右军叔，过江之前以为最。亡曾祖领军书，右军云“弟书遂不减吾”。变古制，今唯右军、领军；不尔，至今犹法钟、张。亡从祖中书令书，子敬云“弟书如骑骡，骎骎恒欲度骅骝前”。庾征西翼书，少时与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分，在荆州与都下人书云“小儿辈贱家鸡，皆学逸少书，须吾下，当比之”。张翼，王右军自书表，晋穆帝令翼写题后答，右军当时不别，久后方悟，云“小人几欲乱真”。张芝、索靖、韦诞、钟会、二卫并得名前代，无以辨其优劣，唯见其笔力惊异耳。张澄当时亦呼有意。郗愔章草亚于右军。郗嘉宾草亚于二王，紧媚过其父。桓玄自谓右军之流，论者以比孔琳之。谢安亦入能书录，亦自重，为子敬书嵇康诗。羊欣书见重一时，亲受子敬，行书尤善，正乃不称名。孔琳之书天然放纵，极有笔力，规矩恐在羊欣后。丘道护与羊欣俱面受子敬，故当在欣后。范晔与萧思话同师羊欣，后小叛，既失故步，为复小有意耳。萧思话书，羊欣之影，风流趣好，殆当不减，笔力恨弱。谢综书，其舅云紧生起，是得赏也，恨少媚好。谢灵运乃不伦，遇其合时，亦得入流。贺道力书亚丘道护。庾昕学右军，亦欲乱真矣。’又著《书赋》传于世。”从这节文字中可以看出当时评论书法与评论诗歌一样是士人热衷的话题，书法之为学，一则须有天赋，另则亦需要后天的功力，所谓“天然”和“功夫”、“放纵”与“规矩”以及“媚好”与“笔力”等相对概念就是指此二者之间的关系；王氏称“张芝、索靖、韦诞、钟会、二卫并得名前代，无以辨其优劣，唯见其笔力惊异耳”，意指其积学的功夫实在是无以复加了，但是这些前辈书家的面貌似乎处于伯仲之间，尚缺乏鲜明的个性。王氏肯定了书学发展之“变”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他说“变古制。今唯右军、领军；不尔，至今犹法钟、张”，从汉魏之钟、张，演变至自己王氏先祖王羲之和王洽，书法发生了革命，其实质是“变古制”，王氏肯定了此种变革的正面意义，此种“变”之表征可以一个“媚”字作为基本的概括，书法于是更突现其抒情性和审美意味，这既是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势，亦由江左地域因素影响使然。王氏同时也为书坛各家略溯源流，各家其实多有所本，又有自己个人的特点，这道出了文艺的基本规律，亦部分符合刘勰《文心雕龙•通变》的思想。但总体而言，王僧虔之“变古制”，其程度更剧于刘勰，即使与文学上的“新变”派存在着趣味方面的歧异，却仍可以划归到“新变”一派。在古代政治中，礼乐是政治的工具或点缀，书法与音乐因此在王僧虔头脑里存在着截然的判分，与其书法理论恰可形成鲜明对照。王氏在音乐上所体现出的保守性，和其关于书法的“新变”理念，确实相映成趣，而观察此二者之间的矛盾现象，若究其根本，其实并不矛盾。引人关注者在于，学界所讨论的南朝“新变派”尚丽和主情的文学观，其实由王僧虔导夫先路，然则新变、保守以及折衷派之间的分野，当面对文艺之真谛和本体时，似乎并不那么泾渭分明了。

汉明帝东巡至鲁，访孔子旧宅，祭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命太子、诸王说经。

汉明帝幸东平，以所作《光武本纪》示刘苍，刘苍因上《光武受命中兴颂》。

贾逵受明帝命为《光武受命中兴颂》训诂。

王景从汉明帝东巡狩，拜河堤谒者。

汉明帝幸琅邪，待伏恭如三公仪。

杜抚约六十五岁，为校书郎，与马严、班固等定《建武注记》。

班固四十一岁，与校书郎杜抚、马严等定《建武注记》。

桓郁约四十岁，入宫，授皇太子经，任越骑校尉；皇太子赐其鞍马、刀剑为贺礼，上疏皇太子以效忠。

刘复常与马严论议政事。

班超出使西域。

梁竦或于此年前后还本郡，作《七序》，班固见而称之。

刘睦卒（? —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