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素览书，即日出之。

公元467年　本年
景素览书，即日出之。

”春泓按，《宋书•明帝纪》说：“(泰始二年九月)庚戌，以太子左卫率建平王景素为南兖州刺史。”又说：“(泰始三年八月)壬寅，以中领军沈攸之行南兖州刺史，率众北讨。”这说明刘景素的南兖州刺史位置被沈攸之替代了。刘景素在泰始二年九月至三年八月期间担任南兖州刺史，姑且把江淹狱中上书定于泰始三年。关于狱中上书，这在西汉有邹阳著名的《狱中上书自明》、后汉有蔡邕的《戍边上章》，都以带罪之身上书申诉，辩白冤屈，以企求获得宽恕。近代如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孔熙先于狱中上书等，都可视作“狱中上书”这一独特文体的一脉相承。当身陷囹圄或流徙边陲之时，恐慌笼罩着士人的内心，自身命悬一线，而满腹的才学本想卖给帝王家，如今非但未能“沽之哉”，而且连性命也搭进去了，用儒家的观念来讲，不仅未能“兼济天下”，而且连“独善其身”亦落空了，人生将面临着全盘的失败，所以士人心内如汤煮，在此时用狱中上书的方式，想捞救命稻草，其痛苦哀怨悔恨甚至绝望浓缩于文中，同时一丝侥幸求生的复杂心理，亦在其书中毕现无遗。想古来有多少囚犯，只要粗通文墨，当刽子手的屠刀就要落下之际，他们都会本能地写出申冤和乞求宽恕的书信，然而大多没有邹阳和江淹那么幸运，大抵都泥牛入海无消息，犹如被宰杀的牛羊鸡鸭临死前的几声哀鸣，转瞬就归于沉寂。而前有周朗所谓“凡士之置身有三耳：一则云户岫寝，栾危桂荣，秣芝浮霜，翦松沉雪，怜肌蓄髓，宝气爱魂，非但土石侯卿，腐鸩粱锦，实乃伫意天后，睨目羽人。次则刳心扫智，剖命驱生，横议于云台之下，切辞于宣室之上，衍王德而批民患，进贞白而鸩奸猾，委玉入而齐声礼，揭金出而烹勍寇，使车轨一风，甸道共德，令功日济而己无迹，道日富而君难名，致诸侯敛手，天子改观。其末则餍𥹋而出，望旃而入，结冕两宫之下，鼓袖六王之间，俯眉胁肩，言天下之道德，瞋目扼腕，陈从横于四海，理有泰则止而进，调觉忤则反而还，闲居违官，交造顿罢，捐慕遗忧，夷毁销誉，呼噏以补其气，缮嚼以辅其生。凡此三者，皆志士仁人之所行，非吾之所能也”，此与江淹的“君子之行”相近，可见当时士人均以高蹈为最上境界。

许浑仍在南海，岁暮曾因公事至岭南东道新州所属之新兴，作《岁暮自广江至新兴往复中题峡山寺四首》。

“秋来凫雁下方塘，系马朝台步夕阳。

杜牧赴睦州任经杭州，逆宣宗朝崇佛之风气，撰《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见吴在庆《杜牧论稿•杜牧诗文系年及行踪辨补》)，激切指斥崇佛之弊，云：“梁武帝明智勇武，创为梁国者，舍身为僧奴，至国灭饿死不闻悟，况下辈固惑之。

李群玉约本年冬暮离长沙，将往番禺，作《将之番禺留别湖南府幕》诗。

杜牧不满科第选士子弟时遭排斥，约本年前后上书高元裕言及其事，高时任宣歙节度使(见《唐方镇年表》卷五)。

白敏中本年拜相(据《旧唐书•宣宗本纪》)，杜牧《上白相公启》盖亦本年之作。

李群玉约本年游寓长沙，作《长沙紫极宫雨夜愁坐》。

佚名撰志怪传奇集《会昌解颐》四卷。

杜荀鹤(846—904)生。

间相合。

一卷，《全唐诗补编》补三首、断句四句；《全唐文》存律赋二篇。

李宗闵(？—约846)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