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史记·孟荀列传》）后，在家乡邹、鲁一带招收门徒
公元-342年 月份不详
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史记·孟荀列传》）后，在家乡邹、鲁一带招收门徒讲学，为邹、鲁等小国国君出谋划策。
但他以“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远大志向和社会责任感（《孟子·公孙丑下》），要宣传自己“仁政”学说，并将其推行于天下，仅限于邹、鲁之类小国，显然不行。而这时恰逢齐威王任用邹忌改革，广招人才，奋发有为之际。孟子感到在齐可以大有可为，于是东至齐。孟子至齐时间，有一条材料似乎未引起人们重视。即孟子在齐时，提到四十不动心。赵岐注：“孟子言《礼》四十强而仕，我志气已定，不妄动心有所畏也。”赵岐引《礼》之语，出自《礼记·曲礼上》。原文作“四十曰强，而仕”。《四书集注·孟子注》以为：“四十强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时。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动心之谓。”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不动心”条解释更为具体、切当：“‘我四十不动心者’，不动其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为也之心。”孔子认为四十岁是人生之重要阶段。他多次谈到四十岁时应达到之境界。（如《论语·阳货》：“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矣。”《子罕》：“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为政》提出“四十而不惑”。并且说“智者不惑”（《论语·子罕》）。孟子所谓“四十不动心”便是达到了“智者”境界。具体言之，一是个人价值观念、生活信仰等已完全确定，“浩然正气”之“大丈夫”伟岸人格业已形成（“浩然正气”见《孟子·公孙丑上》，“大丈夫”见《孟子·滕文公下》）；二是以“仁政，’为核心之政治理想，以及体现这种理想之具体主张已完全成熟。孟子一生反对“以力假仁者霸”之“霸道”，主张“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谋求“以德行仁者王”之“王道”（均见《孟子·公孙丑上》）。上述“个人”和“社会”之双重因素，又构成他终生不渝之“本心”。守住“本心”，便不会失掉“本性”，也就知道怎样安身立命了。这便是人生之“道”。如此，在四十岁后“道既通”情况下，便要去“尚志”。《孟子·尽心上》：“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所以孟子“遂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其民”。（赵岐《孟子题辞》）即《孟子·滕文公下》所载“传食于诸侯”，开始宣传其主张。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孟子在齐威王时先已游齐考》云：“余考《孟子》书，其初在齐，乃值威王世。去而至宋滕诸国及至梁，见惠王襄王，又重返齐，乃值宣王也。”
- 谢灵运返京。
- 颜延之征为中书侍郎。
- 裴松之论碑铭多虚假，建议由朝议审定虚实。
- 琅邪王氏受重用。
- 起太学于平城城东，祀孔子、以颜渊配。
- 二十三日，天竺昙摩谶于河西译《优婆塞戒经》。
- 公年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魏太武帝始光四年丁卯）。
- 王华卒，时年四十三。
- 时王弘辅政，王华、王昙首任事居中，刘湛颇不平。
- 王弘之卒，时年六十三。
- 陶潜卒。
- 谢惠连为杜德灵赋诗。
- 太武帝克夏，得夏太史令张渊、徐辩，晋故将毛修之、著作郎赵逸。
- 崔浩力谏太武帝早图赫连昌。
- 王弘引咎逊位。
- 范泰卒。
- 谢灵运撰写《晋书》不就。
- “自中原丧乱，百有余年，流离寇戎，湮没殊类。
- “咸云西虏舍末，远师陇外，东虏乘虚，呼可掩袭。
- “或惩关西之败，而谓河北难守。
- 灵连既东还，与族弟惠连、东海何长瑜、颍川荀雍、泰山羊璿之，以文章赏会，共为山泽之游，时人谓之四友。
- 谢灵运信奉佛教，拥有净土信仰，他尤其喜好《维摩诘经》[1]，这与鸠摩罗什的传播有关，当时及以后的南朝士大夫广泛地受其影响。
- 谢灵运境遇每况愈下。
- 谢氏寄情山水，却不肯安于山水之间，故其踪迹所至，不免骚扰当地。
- [1]谢灵运著有《维摩经十譬赞》；其《山居赋》自注云:“镫王、香积,事出《维摩经》……《维摩诘经》㮈树园。
- [2]王勃:《王子安集注》卷六,蒋清翊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 [3]谢灵运:《撰征赋》。
- 宋文帝作书告诫同父异母弟刘义恭。
- 刘义庆加尚书左仆射。
- 崔浩授命共参著作，叙成《国书》三十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