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史记·孟荀列传》）后，在家乡邹、鲁一带招收门徒
公元-342年 月份不详
孟子“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史记·孟荀列传》）后，在家乡邹、鲁一带招收门徒讲学，为邹、鲁等小国国君出谋划策。
但他以“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远大志向和社会责任感（《孟子·公孙丑下》），要宣传自己“仁政”学说，并将其推行于天下，仅限于邹、鲁之类小国，显然不行。而这时恰逢齐威王任用邹忌改革，广招人才，奋发有为之际。孟子感到在齐可以大有可为，于是东至齐。孟子至齐时间，有一条材料似乎未引起人们重视。即孟子在齐时，提到四十不动心。赵岐注：“孟子言《礼》四十强而仕，我志气已定，不妄动心有所畏也。”赵岐引《礼》之语，出自《礼记·曲礼上》。原文作“四十曰强，而仕”。《四书集注·孟子注》以为：“四十强仕，君子道明德立之时。孔子四十而不惑，亦不动心之谓。”顾炎武《日知录》卷七“不动心”条解释更为具体、切当：“‘我四十不动心者’，不动其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有不为也之心。”孔子认为四十岁是人生之重要阶段。他多次谈到四十岁时应达到之境界。（如《论语·阳货》：“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矣。”《子罕》：“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论语·为政》提出“四十而不惑”。并且说“智者不惑”（《论语·子罕》）。孟子所谓“四十不动心”便是达到了“智者”境界。具体言之，一是个人价值观念、生活信仰等已完全确定，“浩然正气”之“大丈夫”伟岸人格业已形成（“浩然正气”见《孟子·公孙丑上》，“大丈夫”见《孟子·滕文公下》）；二是以“仁政，’为核心之政治理想，以及体现这种理想之具体主张已完全成熟。孟子一生反对“以力假仁者霸”之“霸道”，主张“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谋求“以德行仁者王”之“王道”（均见《孟子·公孙丑上》）。上述“个人”和“社会”之双重因素，又构成他终生不渝之“本心”。守住“本心”，便不会失掉“本性”，也就知道怎样安身立命了。这便是人生之“道”。如此，在四十岁后“道既通”情况下，便要去“尚志”。《孟子·尽心上》：“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谓尚志?’曰：‘仁义而已矣。杀一无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所以孟子“遂以儒道游于诸侯，思济其民”。（赵岐《孟子题辞》）即《孟子·滕文公下》所载“传食于诸侯”，开始宣传其主张。钱穆《先秦诸子系年·孟子在齐威王时先已游齐考》云：“余考《孟子》书，其初在齐，乃值威王世。去而至宋滕诸国及至梁，见惠王襄王，又重返齐，乃值宣王也。”
- 范成大迁著作佐郎，仍兼国史院编修官。
- 朱熹为胡安国《赠云居僧明公五首》作跋，微讽湖湘学之好佛禅。
- 一日，范成大作《新开塘浦记》，赞昆山县令李结（次山）兴水利、救灾荒之功。
- 洪适为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
- 叶顒为参知政事兼同知枢密院。
- 莆州守王秬函告张浚已葬衡山，陆游感叹不已，赋诗追怀。
- 辛弃疾奏进《美芹十论》。
- 计有功约于本年前后在世，生卒年不详。
- 陆游在隆兴通判任，第五子子约生。
- 范成大除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
- 赐礼部进士萧国梁以下四百九十三人及第、出身。
- 洪适罢右仆射。
- 魏杞以给事中、权吏部尚书同知枢密院事兼权参知政事。
- 范成大罢吏部员外郎。
- 张孝祥出游于广右道中，有七绝《广右道中》二首。
- 陆游罢隆兴通判。
- 十三日，张孝祥作《踏莎行•五月十三日甚佳》；三十日，与张维等同游朝阳岩，作《游朝阳岩记》。
- 曾几（1084—1166）卒，年八十三。
- 陆游《曾文清公墓志铭》：“公治经学道之余，发于文章，雅正纯粹，而诗尤工。
- 曾几之卒，韩元吉、陆游、吕祖谦皆有诗文悼念。
- 中旬，张孝祥罢知静江府。
- 本月，蔡元定始就朱熹问学，讲论经义。
- 七日，张孝祥抵衡阳，有诗《七夕》、《丙戌七夕入衡阳境独游岸旁小寺》。
- 范成大与王万（必大）登姑苏台，招王晓（浚明、陈渊叔、耿鎡（时举）避暑复与耿、王唱和。
- 张孝祥北归过洞庭湖，作《念奴娇•过洞庭》。
- 中秋，范成大与严焕（子文）游松江，约来岁复会。
- 重阳，张孝祥在蕲州，有诗《书怀》及词《点绛唇•赠袁立道》。
- 范成大主管台州崇道观。
- 韩元吉为江南东路转运判官，再至丹阳，赋《满江红》词怀陆游。
- 张孝祥为历阳守胡昉撰《三河记》，并有词《菩萨蛮•和州守胡明秀席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