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简公享赵孟于垂陇，郑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印段、公孙段皆赋诗言志，赵

公元-546年　月份不详
郑简公享赵孟于垂陇，郑子展、伯有、子西、子产、子大叔、印段、公孙段皆赋诗言志，赵孟论其赋诗之“志”，遂成春秋一大风雅场。

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此年众卿所赋，分别出自《召南》、《鄘风》、《小雅》、《大雅》、《郑风》、《唐风》。赵武一一评其所赋，其于《诗三百》如数家珍，运用于赋诗言志，可谓得心应手。于此可见春秋士大夫之文学修养，与《诗》运用之广。劳孝舆《春秋诗话》卷一评曰：“垂陇一享，七子赋诗，春秋一大风雅场也。惟七子中有伯有，正如竹林中有王戎，殊败人意，厥后被发之厉，卒如赵孟所料。仓卒一赋，遂定终身。此中机括，微哉微哉。非深得于诗者，未易语此也。建安七子，大历七子，若明之前后七子，皆以七名。风流胜事相仿如此，或曰：子谓作者七人，亦有所指云，岂其然欤！”列国外交，赋诗唱和，体现着春秋时代贵族阶层之温文尔雅。形成了文采风流、以诗赠答、互通款曲的独特文化景观。孔子所云“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论语·阳货》）,“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正是对春秋时风雅实践的理论概括。

融攸从作鼎铭，记其三月壬辰讼攸卫牧于王并使攸卫牧誓盟事。

晋侯苏受王命征伐，战果显著，得王赏赐，作晋侯苏钟铭，记事细致而有层次，代表了未经后人修改的西周记叙文的文风。

伯宽父作盨铭，记其八月辛卯作盨。

召穆公谏厉王弭谤，文中提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为民者宣之使言”的卓越见解。

芮良夫谏厉王无道，戒执政者当导王于正而作《芮良夫》。

诸侯刺王暴虐无亲，不欲朝王而作《菀柳》。

凡伯作《板》之诗以刺厉王。

厉王无道，无纲纪文章，召穆公作《荡》，伤周室大坏。

善夫山作鼎铭，记正月庚戌受周王册命。

厉王出奔于彘。

邵公以其子代太子靖死。

东国困于役而伤于财，谭大夫告病刺乱而作《大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