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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王南郊祭天,歌奏《噫嘻》;绎祭宾尸,歌奏《丝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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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王南郊祭天,歌奏《噫嘻》;绎祭宾尸,歌奏《丝衣》。

公元-1035年 月份不详
成王南郊祭天,歌奏《噫嘻》;绎祭宾尸,歌奏《丝衣》

成王在洛邑除了祭于明堂向文王、武王的神明报告正式亲政之外,还在南郊举行了祭天的典礼。汉书·郊祀志》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张谭奏议说:“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于郊祀,故圣王尽心极虑以建其制。祭天于南郊,就阳之义;瘗地于北郊,即阴之象。……昔周文、武郊于丰鄗,成王郊于雒邑。”成王登基就天子位,即是“承天之序”,可知“成王郊于洛邑”当在即位之初。成王在洛邑南郊祭天时,所奏乐歌即《噫嘻》(见诗经·周颂》)。《毛序》云:“《噫嘻》,春、夏祈谷于上帝也。”《左传·襄公七年》说:“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启蛰而郊,郊而后耕。”礼记·月令》说:“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郑注云:“谓以上辛郊祭天也。”二者相互参证,则“祈农事”即“祈谷”,而“祈谷于上帝”即“郊”,也就是行郊礼祭天。孔疏云:“郊天之与祈谷为一祭也。”据逸周书·作雒》《左传·襄公七年》《周颂·思文》孝经·圣治章》的记载,周人南郊祭天以后稷相配。后稷是周人的始祖,祭天以其配享,本意在于尊祖,非为祈谷而行此礼。祭天以后稷相配名为尊祖,实际是祈求祖先保佑农业生产获得丰收,寄托着祈谷的愿望。《诗》云:“噫嘻成王,既昭假尔。”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成王惟生有此号,故《周颂》作于成王在位时,得称成王耳。”是此诗当作于成王时。戴震《毛郑诗考正》说:“噫嘻犹噫歆,祝神之声。仪礼·既夕篇》曰‘声三’,注云:‘三有声,存神也。旧说以为:声,噫兴也。’《士虞篇》注云:‘声者,噫歆也。’礼记·曾子问篇》注云:‘声,噫歆,警神也。’此诗春夏祈谷于上帝之所歌,故噫歆于神。”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也说:“噫、嘻叠韵,嘻、歆双声,噫嘻即噫歆之假借。尔雅·释诂》:‘祈,告也。’《释言》:‘祈,叫也。’郭注:‘祈祭者叫呼而请事。’噫嘻祝神正即叫呼之义。‘噫嘻成王’盖倒文,谓成王噫歆为声以祈呼上帝也,故下即云‘既昭假尔’,谓既昭假于上帝也。”根据戴、马二人的论证,可知诗先言成王推后稷配天祈呼而祭,顺承天意,得其佑助,再言祭后开始大规模的耕种。此正与“启蛰而郊,郊而后耕”相合,可证此诗确为成王祭天所用乐歌。关于“启蛰而郊”的具体时间,杨伯峻《春秋左传注》说:“启蛰犹今惊蛰,宋王应麟所谓‘改启为惊,盖避景帝讳’。淮南子·天文训》改惊蛰在雨水后,为夏正二月节气。古之惊蛰在雨水前,为夏正正月之中气。”(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06—107页)联系《郊祀志》所言“成王郊于雒邑”,可知《噫嘻》本是成王于元年正月在洛邑南郊祭天以后稷相配所用乐歌。成王南郊祭天之明日,再次举行典礼仪式,一则寻绎昨日之祭,一则以宾礼款待祭天之尸。行礼时奏乐娱宾,所用乐歌当即《丝衣》(见诗经·周颂》)。《毛序》云:“《丝衣》,绎宾尸也。高子曰:‘灵星之尸。…《仪礼。有司彻》大夫宾尸之礼,犹天子之绎,详细记载了以宾礼款待所祭之尸的仪节。准之以考《丝衣》,可见此诗之所用。此诗上五句言陈设器物,下五句言旅酬,与《有司彻》所言正相符。胡承珙《毛诗后笺》说:“此诗虽统言绎祭始终之事,然自于宾尸时歌之。”诗人述事为歌,则此诗为绎祭宾尸所用乐歌。依周人祭祀的通例,庙堂祭祀立尸。祭天是否有尸,人们心存疑惑。《毛序》引高子曰云云,就意在说明祭灵星尚有尸,以证祭天有尸。祭天有尸,文献有记载。国语·晋语》云:“祀夏郊,董伯为尸。”《石渠论》云:“周公祭天,用太公为尸。”(诗经·大雅·既醉》孔疏引)不仅如此,《毛序》引高子之言还欲明此诗之所用。据逸周书·作雒》周公手定之礼还包括祭祀星辰,所祭之星当即农事之候的房星。国语·周语上》虢文公之语说:“古者,太史顺时覛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韦注云:“农祥,房星也。晨正,谓立春之日,晨中于午也。农事之候,故日农祥也。”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周语下》《晋语》。因农事起于房星,故谓之农祥。周家以农为本,祀农祥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是到了汉代,又立灵星祠,以天田为灵星作为农事之候(史记·封禅书》)。《毛序》引高子之语,以今况古,意在说明今之灵星之尸就是周代祭天以后程配享之尸,由此可以断定此诗为成王祭天之后绎祭宾尸所用乐歌。


《战国策·楚策二》载其返魏后第二年使楚,《赵策三》载其于前314年使赵,其后惠施事无考,或不久而卒。
屈原任楚怀王左徒。
陆侃如《屈原年表》定此事在楚怀王十年(见《中国诗史》第三编第三章《屈平》,百花文艺出版社1999年)。
因六国联盟从怀王十年已开始,至十一年有攻秦之事。
慎到于本年或稍后自赵至齐,为稷下先生,有所著述。
据《史记•孟荀列传》,当时百家竞相著书宣传己见。
唐勒、景差本年前后生于楚。
首先,《古文苑》载宋玉《大言赋》云:“楚襄王与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阳云之台。
其次,扬雄《法言·吾子》载:“或问‘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赋也,益乎?’曰:‘必也淫。
第三,《汉书·艺文志》“赋家”类首列“《屈原赋》二十五篇”,紧接着是“《唐勒赋》四篇”。
第四,晋习凿齿《襄阳耆旧传》言宋玉“始事屈原,原既放逐,求事楚友景差”。
以上材料及1972年出土于银雀山汉墓《唐勒》一书中《论义御》篇,均言唐勒、景差与宋玉共仕于顷襄王。
关于唐勒的家世,葛洪《西京杂记》卷三云:“楚大夫唐勒产二子,一男一女,男曰贞夫,女曰琼华。
春秋以前各国无统一纪年,战国天文星占家始用天象纪年。
“稷下学宫”(“稷下学术中心”)于本年后大盛。
“稷下”诸子,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所考有:淳于髡、彭蒙、宋钘、尹文、慎到、接子、田骈、环渊、王斗、荀况、邹衍、邹奭、田巴、鲁仲连。
“稷下”诸子,《史记•孟荀列传》列举邹衍、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邹奭之徒。
稷下学者不仅著书立说,而且还进行学术编纂工作,整理各派学说。
《庄子·天道》、《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史记•孟荀列传》对稷下一些著名人物思想主张均有评论。
“稷下”各派论争,内容十分广泛。
《管子》之《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侈靡》等多篇当为稷下学者在本年前后数年间编著。
《管子》史料来源的复杂性,导致其思想内容的多面性。
《管子》由官方和民间所藏、共托名管仲之书汇集而成,非管仲自著。
由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发现《管子》残篇,可证该书大部分应成于先秦。
就具体篇目言,蒙文通曾以为《心术上》、《白心》为慎到、田骈学派作品(见《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古学甄微·杨朱学派考》,巴蜀书社1987年版)。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田法》后面多似《管子·乘马》,有的地方则类似《立政》。
就《牧民》而言,由《管子列传》可知司马迁以为是管仲遗著。
今本《管子》有《形势》而无《山高》。
《管子·乘马》中“乘马”的含义,历来说法不一。
《管子·幼官》的“幼官”,据闻一多、郭沫若考证,应是“玄宫”之误,“玄宫”为明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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