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五代是中国古典诗歌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唐五代诗(主干为唐诗)是中国五、七言古典诗歌的高峰。唐五代三百四十二年中，流传至今的诗篇，多达五万三千余首，其中五、七言诗占绝大多数，名篇佳什在千首以上。这些诗歌的作者，有二千多人，遍布于社会各阶层的男女老幼之中，而以出身于地主阶级中下层的文人为主体。他们中间，曾经著录有别集的将近七百家，存诗一卷以上的将近二百五十人，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不下百人，所形成的影响较大的流派不下十个。他们的诗作，题材广泛，内容深厚，体制完备，技法高超，语言精美，声韵和畅，诗意浓厚，风格多样，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从总体上说，其水平超过其他任何一个朝代，而与汉赋、宋词、元曲相并列，成为中国古典诗歌最为优秀的代表。
唐五代诗歌的发展，一般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五代四个时期。从唐王朝建立到睿宗延和元年(712)这九十四年为初唐，是五、七言古体发展，律体确立，刚健清新诗风逐步建立并取代浮艳颓靡诗风的时期。唐王朝建立之初，“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新唐书·杜甫传赞》)，宫廷诗充斥诗坛，“好以绮错婉媚为本”(《旧唐书·上官仪传》)的“上官体”为其代表。但同时，也有魏徵、王绩、王梵志等个别诗人于浮靡风习之外别树一帜，显示着新的诗风正在萌生。高宗和武后时期，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杜审言、沈俭期、宋之问等陆续登上诗坛。王、杨、卢、骆等不满于唐初以来“绮碎”诗风，思革其弊，主张建立“壮而不虚，刚而能润，雕而不碎，按而弥坚”(杨炯《王勃集序》)的新诗风，积极写作五言律、绝和乐府歌行，描绘山川风物、市井边塞、宦游军旅等，直写胸臆或咏古讽今，表现其积极进取精神和愤懑不平的情怀，其内容和风格，与宫廷诗相比，都大为改观。沈、宋等擅长五律，也有一些突破宫廷诗藩篱的好诗。经过“四杰”和沈、宋等的努力，唐初以来的浮靡诗风得到了改造，刚健清新的诗风开始形成；五言古体进一步发展，七言古体得以完善，五、七言律、绝得以定型。“四杰”以后，与沈、宋约略同时的陈子昂，标举“风雅”“兴寄”，提倡“汉魏风骨”，反对“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并书》)的齐梁诗风，从理论上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在创作实践方面，他的诗以抒写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为主要内容，反映了比较广阔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形成了矫健超拔的风格。在这种情况下，浮靡诗风得以廓清，刚健清新的诗风终于取而代之。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唐五代诗终于迈进了生命力最为旺盛、成就最为辉煌的盛唐时期。盛唐诗歌，内容丰富，思想深刻，体制大备，艺术精湛，异彩纷呈，思想和艺术成就都超越前代而臻于唐五代诗之顶峰。所谓盛唐，通常是指唐玄宗和唐肃宗在位的这五十年。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是唐王朝的“盛世”和社会动乱的酝酿时期。现实生活激发了诗人们入仕从军以报国立功、济世安民的豪情壮志，也相应地激起了他们思想感情上得意与失意、入世与出世、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得他们的作品富于理想和追求，饱含热烈深厚的情意，散发出强烈的浪漫气息，表现出清新自然、雄健高华、兴象超妙、声律圆畅的艺术特色，形成了“盛唐气象”。在这些诗人中，高適、岑参、王昌龄、李颀等以咏写边塞从军著称，王维、孟浩然、储光羲、常建等以描绘山水田园知名，后人分别称之为边塞诗派(或高岑诗派)、山水田园诗派(或王孟诗派)。边塞诗派固然集中反映了盛唐的积极进取精神，山水田园诗派也表现出对理想境界和美好品格的向往追求。两派诗人各有其特色和成就，但其作品的题材、风格又并非是单一的，一派诗人往往又兼有另一派之所长。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边塞从军、山水田园之外也有所建树。两派之外，张说、张九龄等也都卓然名家。而此时期成就最高的诗人当推李白。李白诗歌多方面地反映了唐王朝盛极将衰的转折时期的社会现实和时代心理，突出地表现出追求个人的理想和自由，憎恶丑恶和黑暗现实，蔑视权贵和礼法的精神，感情奔放炽热，想象丰富奇特，风格飘逸豪放，代表着唐代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最高成就。李白是屈原以后的又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和同时代的其他杰出诗人一道，成就了初唐即已开始的诗歌革新的伟业，开创了唐诗繁荣发展的新局面。而发生于玄宗天宝十四载(755)结束于代宗广德元年(763)的安史之乱，则给这种繁荣横添了新的刺激，并使它转向新的领域。动乱开始，大多数诗人感到痛苦、迷茫，接着消沉、感伤，而且他们一时又难适应这种客观现实的变化，所以，他们虽然也写过一些反映动乱的作品，为盛唐诗歌增添了新的内容和新的风格，但写得更多的是个人的生活和情趣，发展了开元、天宝时期形成的山水田园诗派的诗风。也有一些诗人，能够直面惨淡的人生，充分反映战乱发生后的社会现实，改变了开元、天宝时期以抒写个人情志为主的倾向。其中最为优秀的是杜甫。他以积极入世的精神，去观察和反映现实，真实地展现了社会的动乱和人民的疾苦，又强烈地表现出诗人平定战乱、济世安民的决心和信念。他在动乱时代丰富和发展了盛唐精神。而在艺术上，他“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元稹《杜君墓系铭》)，也将盛唐诗歌推向新的高峰。杜甫诗歌代表着唐代现实主义诗歌的最高成就。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诗歌和李白诗歌，代表着盛唐诗歌的最高成就。
随着安史之乱的结束，唐代社会进入中唐。安史之乱结束到德宗贞元中为中唐前期，是盛唐到“元和再盛”的过渡时期。韦应物、李益、顾况等和钱起为首的“大历十才子”等的作品，虽然有的还多少存在盛唐风韵，但更多的是发展了安史之乱中已经出现的感时伤乱的倾向。其中，有些能反映民生疾苦，但大多数系抒写个人遭遇和感情，甚至流连光景。所写大多不免单薄纤弱，但人情味较浓且抒写工致，也丰富了唐诗的内容和艺术风采。而且，五、七言律诗在此时又有所发展。贞元中，唐诗又走出低谷，再度兴盛，到宪宗元和年间达到唐诗中兴的鼎盛时期。此时期的诗人，大多富于创新精神，不但在诗歌题材、主题方面向更深更广处开拓，而且在艺术上精思独造，各具个性特点，在体制上多所发展变化，使“唐人古律之诗至此为大变”(许学夷《诗源辨体》卷二四)。以白居易为首而元稹、张籍、王建、李绅等为羽翼的元白诗派，继承杜甫忧国忧民、揭露时弊的现实主义精神而更为自觉、广泛和深入，并将他们认为创自杜甫的“即事名篇，无复倚傍”的诗歌发展为新乐府，又发挥杜诗善于叙事、“铺陈终始”的特长，而在叙事诗等的写作方面取得新的显著的成绩。此派诗人的作品多浅易通俗，但白诗较坦易，元诗较华艳，张诗较凝练，王诗较冷峻，又并不雷同。以韩愈为首而孟郊、李贺、卢仝、贾岛等为羽翼的韩孟诗派，比较偏重于艺术上的创新，或雄奇恣肆，或奇警峭刻，或幽奇冷艳，或清奇僻苦，都尚怪崇奇，而又各穷其趣。他们既继承了杜甫“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精神，也受到李白等人的浪漫主义诗风和王、孟、钱、刘等的山水诗风的影响。韩愈的以文为诗，对唐诗体制的发展产生了很大作用。元白、韩孟两大派之外，柳宗元的抒情诗和山水诗，明净简峭，在景物描写之中具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对唐代山水诗的创作有重要贡献。刘禹锡政治诗和怀古诗含蓄流畅，下启杜牧、苏轼等；《竹枝词》十一首的写作，有力地推动了“竹枝词”这一诗体的发展。
从唐敬宗开始的晚唐五代诗歌，经历了三次变化。敬宗到宣宗这三十多年中，活跃在诗坛上的有李商隐、温庭筠、杜牧、许浑等人。李商隐、温庭筠等以写爱情的题材著称，具有绮丽之美。温诗较轻艳，大多数格调不高。李诗情意真挚，写得深情绵邈而托兴幽远，把唐代爱情诗的创作推向了高峰。温、李也有咏史怀古佳作。杜牧、许浑等更以咏史怀古诗著称。许诗工稳，较为平庸。杜诗俊爽峭健，立意高绝，更为杰出。杜牧的艳情诗也颇知名。诸人所作虽各异其趣，但大多流露出感伤衰飒之气。懿宗到唐亡的四十多年间，诗坛衰退之气更著。作者大多追踪前辈而难有超越。杜荀鹤、聂夷中、罗隐、皮日休等以质朴自然的语言反映民生疾苦和讥刺时事，但此类作品为数不多且流于浅露。韩偓、吴融、韦庄等以凄艳哀婉的文字感伤世事，然往往过于衰竭。大多数在追求淡泊之中流露出逃避现实和精神空虚的倾向。五代十国时期，江南和西蜀诸国作者较多，知名于当世的殷文圭、李建勋、李中、裴说、黄滔等，多来自唐末。或崇尚苦吟，有贾岛之僻涩而不及其卓峭；或追求平淡浅易，似方干、郑谷之清润婉切且格调不高；或文辞婉丽近似温庭筠、李商隐。他们虽有状物写景、抒情写事之佳句，但缺乏佳篇，内容上也缺乏反映现实的作品。他们的诗风对宋初诗坛颇有影响。
唐五代诗的总集，有清人彭定求等编辑之《全唐诗》，李调元编辑之《全五代诗》及今人陈尚君纂辑之《全唐诗补编》等，收录较为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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