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颉刚按：原木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提要》卷下录出置此。）
孟子何以别为录也？传道之功大也。
孔子之时，王道犹存，异说未起，故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战国时则不然，处士横议：杨、墨之言盈天下，即儒者所著述亦多传而失真。赖孟子缕陈而详辨之，井田封建之制，仁义性善之旨，帝王圣贤之事，然後大明而得传於後世。向无孟子，不但异端之说之惑世也，即《周官》、《戴记》、《国语》、《逸周书》等书所述，亦无从辨其是非真伪而识圣道之真。故唐韩子称：“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某。”又云：“学圣人当自孟子始。”然则孟子之於孔子，犹周公之於文、武；文、武非周公则制作不详，孔子非孟子则传流多失；甚矣孟子之有功於道者大也！
孔子门人之事虽旁见於他书而首尾多难考；惟《孟子》七篇中，适梁、游齐，居滕，至鲁，皆备载之，不难考其先後，故别为录以明之也。又此七篇皆弟子所纂述以传於後世者，其功亦不可没，故并附於孟子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