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770年)，字子美，河南巩县瑶湾人。我国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三十五岁以前，主要是读书与漫游。“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为其创作打下坚实的知识基础。曾先后漫游吴、越、齐、赵等地，开阔了生活视野。此间交结了李白、高适等诗人。三十五岁入京都长安求仕，岁月蹉跎，生活困迫，达十年之久。他尝到了挨饿的滋味，思想感情逐渐与人民贴近，对人民的苦难生活和统治者的腐化堕落有了清醒的认识。艰苦的生活玉成了他，使他由一个官宦家庭子弟成长为一个忧国恍民的诗人。直到四十四岁，才得到一个小小官职——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管理东宫卫戍。任职不久便遭逢安史之乱，只身于逃亡人群之中，历尽劫难。长安沦陷后，玄宗西逃，途中让位于太子李亨，是为肃宗。肃宗即位于灵武，朝臣不满三十人。杜甫投奔灵武途中被叛军俘获，押回长安。满目疮痍的京都惨景令诗人痛绝。后乘隙出逃，终于见到肃宗，被授官左拾遗。因直言进谏触怒肃宗，被疏远。两京光复后，被改任中州司功参军，负责地方文教工作。不久，因关中大旱，弃官携家西行至秦州求食，又南下寓居同谷。颠沛流离，坎坷万端。其问曾去深山取橡子充饥，拉着大镐在督岭问挖掘黄独。经历千辛万苦，来到成都。在友人帮助下，于成都西郊建草堂安身定居。成都长官严武与诗人为世交，聘其在幕府供职，又奏请朝廷授予检校工部员外郎之职，故世称“杜工部”。严武死后，蜀地兵乱。杜甫买舟携家沿江东下，至夔裹州寓居数年。而后又在湖北、湖南飘泊数年。终因饥寒交迫，病死在湘江上的一条破船上。家人无力安葬，将其灵柩安放于岳阳。四十三年之后，其孙杜嗣业方将其遗体运回偃师。

    杜甫历经艰难困顿，这条浸透血泪与悲哀的道路，使他一步步走向人民。他执着地信奉儒家的民本思想，对黎民的苦难寄予深厚好同情。“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是他全部作品的基调。在组诗“三吏”、“三别”中，他以沉痛的笔触反映了安史之乱时期人民所蒙受的兵役之苦。服投所及，连老头、孩子甚至老太婆都不能幸免。《兵车行》描写送军出征的场面极其惨烈：“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可谓代民控诉，代民挥泪。“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咏怀五百字的，“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岁晏行》，“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沾巾”(《又呈吴郎》，这些诗句描写了陷入绝境的黎民老姓的血与泪，人民的哭声与诗人的哭声连成一片。他以忠实的笔调描写了唐王朝由盛到衰的过程，他的诗不愧“诗史”之称。

    杜诗的伟大，还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唐王朝的社会本质，那就是统治者残酷地压榨劳动人民，掠夺人民的财富以养肥自己。“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中怀五百字》)，对统治者的残暴行为和荒淫无耻的生活给予无情揭露。诗人大多疾呼：盗贼的产生是由于统治者不行俭德，是统治者穷奢极欲，横征暴效，把百姓逼上绝路，人们才挺而走险的，(《有感五首》)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安史之乱的根源在于统治者失度的享乐——“朝野欢娱后，乾坤震荡中！”(《寄贺兰铦》)他指责唐玄宗推行开边政策，给人民造成巨大的牺牲：“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前出塞》)“边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兵车行))他揭露官军原是与敌军一样地残害百姓，“殿前兵马虽骁雄，纵暴略与羌浑同。闻道杀人汉水上，妇女多在官军中。”(《三绝句》)杜甫对统治者祸国殃民的罪行揭露之大胆，亦使后人为之惊讶。

    此外，杜诗所表现的强烈的民族意识，对国家命运牵心的关怀，对祖国山川炽热的情感，已成为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鼓舞着世代英雄志士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而喋血捐躯。

    杜诗继承并发展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笔触严谨。作者善于寄情于事和寄情于景，通过描写生活细节和风物以抒发感慨。在一些叙事性的作品中，寓主观倾向性于客观描写中，在不动声色的沉着描写中自然流露其好恶之情，并不直抒胸臆。他十分注意锤炼语言，“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理想，也是他的创作实践。稳重、精工是其重要特色。尤其是五律、七律，更能显示其语言上的高深造诣。他的诗歌主体风格是沉郁顿挫，在中国待歌史上独树一帜。作为一位诗史上“集大成”的诗人，他对后我的影响是巨大的，一直被后代诗人参为创作的楷模，拥有别人无可企及的众多追随者。

    诗集《杜工部集》，原集六十卷，早已散侠。北宋人王洙编成二十卷，补遗一卷，成为杜诗定本。此后杜诗注本颇多，主要有郭知达《九家集注杜诗》，黄希注、黄鹤补注《黄氏补注杜诗》，鲁訔编、蔡梦弼会笺《杜工部草堂诗笺》，高楚芳《集千家注杜工部诗集》，胡震亨《杜诗通》，钱谦益《笺注杜工部集》，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杨伦《杜诗镜铨》。1979年中华书局中版《杜诗详注》(即仇氏注本)，是研究杜诗的一部较好书籍。